当然，笔者并不认为“革命崇拜”是不需要或不值得批判的。但问题在于，在许多情况下“革命”的有无并不是个学理问题而是个情势问题。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从“到民间去”到舍身行刺，使出浑身解数要发动“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到1917年2月，“革命”却在所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不曾去“发动”、甚至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然来了！（布尔什维克后来一直宣称二月革命也像十月革命一样是他们领导的，这不符合事实，此不详论。）所以，“革命”当然不值得“崇拜”。但如果认为你不“崇拜”他就不会有“革命”，或者像阿Q 那样宣布一声“我革命啦”他便从天而降，说句“杀革命党，好看！”他便离地而去，那就未免太天真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情势使一场“革命”降临人间，那么他是为华盛顿、甘地、曼德拉那样的人所左右，还是为萨达姆、阿明乃至南非泛非大那样的势力所左右？毫无疑问，在那种情势下能决定这一点的恐怕不是谁在学理上更正确，而是谁拥有更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正义凝聚力。就南非而言，曼德拉在这方面本不具有先天优势：他所在的部族并不像布特莱齐所在的祖鲁族那样代表了土著南非人当年抵抗殖民化的光荣历史。但是，他以其为黑人解放不怕把牢底坐穿的奋斗经历，以及在奋斗过程中体现的牺牲精神、实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精神，使南非人，甚至包括相当多的南非祖鲁人（如同我们在夸祖鲁地区的政治风波中所看到的）把他视为正义的象征，因而也就愿与他一起以理智的、妥协的方式实现南非的和平转折。而如果曼德拉当年不为正义而战，南非并不会因此便没有黑人解放运动，只不过这场运动很可能便由泛非大那样的复仇主义者或“打倒”派唱主角；南非目前的妥协局面也就更难产生而已。因此无论基于价值判断还是基于功效判断，曼德拉投身“革命”如果说无须被“崇拜”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不该受诅咒的。
曼德拉不是霍梅尼式的“圣人”或曹操式的“英雄”，更不是绿林式的枭雄，他是集道义与理智、勇气与宽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圣雄不是完人，但他给南非带来了希望。在1997年末马弗京代表大会上曼德拉从非国大主席之位上光荣引退之时，新南非经过三年多的治理已经初步崛起，“好望”终于降临在好望角，也许还不仅降临在好望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