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变迁跨越几个世纪，起始点大致是17和18世纪的“理性时代”和“欧洲启蒙运动”（尽管这一变迁是对古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的传承，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同时存在平行的古代文明）。在这一阶段，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推动废除那些已被社会接受的暴力形式，比如专制、奴隶制，决斗、严刑逼供、迷信杀戮、残酷处罚和虐待动物，系统地形成了和平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历史学家也将这一时期称为“人道主义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
第四个变迁始于“二战”结束。战后的几十年间，人类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一般而言，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历史学家将这一天赐佳景称为“长期和平”。
第五个趋势是武装冲突越来越有节制。虽然从新闻报道中，人们还很难相信这一结论，但自1989年冷战结束，各种武力冲突——包括内战、种族清洗、专制政府的对内镇压，以及恐怖袭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下降。认识到这一令人欢欣的发展并不稳定，我将之称为“新和平”。
最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战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较小规模的侵犯行为也越来越反感，这些行为包括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的暴力侵犯和虐待动物。 从5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接连不断的社会运动，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和动物权利，这些人权概念的延伸逐一登场，我将此阶段称为“权利革命”。
五个心魔 （第8章）。许多人坚信“暴力压力释放理论”：人类具有一种内在的侵犯性——死亡本能或嗜血的冲动，这种聚积在我们内心的压力必须阶段性地得到释放。这种理论完全背离现代科学对暴力心理的理解。侵犯性不是单一的动机，更不是一种日渐迫切的冲动。它是几种受环境触变、内在逻辑、神经生物基础，以及社会分布形态影响的心理系统的共同产物。第8章对五种心理系统进行了阐释。捕食或工具性暴力仅仅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实用手段。支配欲则表现为对权威、声望、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个人之间的叫阵，也可以是种族、部落、宗教和民族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复仇心激起人类的道德冲动，施行报复、惩罚和伸张正义。虐待狂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意识形态则是一个共享的信仰体系，通常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为了追求无限的善可以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
四位善良天使 （第9章）。人之初并非性本善，亦非性本恶，但是他们生来就具备某些动机，引导他们离弃暴力，趋向合作和利他。移情，特别是同情意义上的移情，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与他人的利益产生认同。自制，让我们能够预测冲动行事的后果，并相应地加以抑制。道德感将一套规则和戒律神圣化，用以约束和管治认同同一文化的群内相互关系。有些时候，这些规则和戒律使暴力减少，但部落的、威权的和道学的规则却经常会增加暴力。理性让我们得以超脱有限的视角，思索我们的生活方式，追寻改善的途径，并引导我们天性中的其他几种美德。我将在本书的一小节中，从生物学家的技术角度，探讨是否有可能从基因变化上看出最晚近的人类进化史也确实是趋向暴力下降的。不过，本书的着眼点是变迁的环境条件：不变的人性在不同历史环境变化中的不同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