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种历史力量（第10章）。在最后一章中，我要同时引入心理学和历史学，辨识那些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动机和驱使暴力成倍下降的外生力量。利维坦，即国家和司法垄断了武力的使用，可以化解掠夺性的攻击，抑制复仇的冲动，避免各方自以为是的自利式偏见。商业是一个各方都可以是赢家的正和游戏，技术进步使产品交换和思想交流可以跨越的距离越来越远，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大，他人的生命也因此更有价值。他们也就更不会成为被妖魔化和非人化的目标。在女性化这样一个过程中，文化对女性的利益和价值越来越予以尊重。既然暴力主要是男性的消遣，提高妇女赋权的文化总是更少鼓吹暴力，也更不会在无所寄托的年轻男性中滋生危险的亚文化。世界主义的力量，包含识字率、流动性和大众媒体，都有助于人们换位到与自己不同的人的角度思考，扩大同情的范围，善待他人。最后，知识和理性在处理人类事务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理性的滚梯使得人们认识到暴力循环的有害无益，克制将一己之私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的特权，并且重新审视暴力，将其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场争夺胜负的竞赛。
一旦人们意识到暴力在下降，他们眼中的世界将与以前有所不同。往昔不再纯洁无瑕，今天亦未必礼崩乐坏。人们开始意识到，公园里嬉戏的异族通婚的家庭，拿元首当笑料尽情调侃的喜剧演员，还有那些在危机时悄悄地偃旗息鼓，而不是战争升级的国家，我们身边这些习以为常的细节，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我们对此无须自鸣得意，今天我们得以享有和平，是因为过去几代人痛感暴力的蹂躏，为减少暴力而付出了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也应该为减少尚存的暴力而进行努力。确实，对暴力在减少这一事实的认识，最有效地证明了人类的努力是值得的。人性中的残暴，长久以来就是道德教化的对象。认识到某种力量能减弱人的残暴性，我们就能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与其追问“为什么会有战争？”，也可以多问问“为什么会有和平？”。我们不仅可以穷究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也可以探讨我们还做对了什么。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确实做对了，那么最好能搞清楚这些做对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问我是怎样开始进行暴力分析的。这不是一个谜：研究人性必然要关注暴力。我是从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有关进化心理学的经典之作《杀人》（Homicide）中第一次了解到暴力是在减少的。他们在这部书中检讨了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高暴力死亡率，以及从中世纪开始至今，暴力死亡人数的减少。 在以前的几部著作中，我均提到过这些暴力下行的趋势，结合西方历史上的废奴、结束专制、停止酷刑处罚等人道主义的发展，以此支持一个观点，即道德进步与人类心智的生物学解释和对人性中阴暗面的认知是一致的。 在回答网络论坛 www.edge.org 2007年的年度问题“你为何乐观”时，我重申了这些观点。我的信口开河招致学者纷纷来函，研究历史犯罪学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告诉我，暴力减少的历史证据，要比我知道的更为丰富。他们的数据让我相信，这是一个被低估的有待讲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