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能让读者相信，当很多不同形式的暴力都在向减弱的方向移动，很难说这是一种偶然，因此需要我们给出解释。暴力的历史很自然地可以演绎成一个道德的传奇——一场正义反抗邪恶的英勇奋战，但这不是我的出发点。我的方法是对历史的因缘进行广义的科学解释。我们可能会发现，道德领袖们（moral entrepreneurs）——主流道德的制定者和捍卫者以及他们的活动对和平有着特殊的贡献。我们也可能发现一些更直白的原因，比如技术、政府、商业或知识等方面的变化对和平的作用。暴力下降不能被看作一个不可阻挡的、能将人类带往完美和平这一最终目标的进步力量，它只是基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人类群体行为的一组统计趋势。对此，它需要我们给出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解释：人类心智是如何应对情势之变的。
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探讨暴力和非暴力心理学。我大量援引的心智理论（the theory of mind ）是对认知科学、情感和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和进化心理学，以及其他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的综合。在我的著作《心智探奇》 （How the Mind Works）、《白板》（The Blank Slate）、《思维探秘》（The Stuff of Thought）中，我探讨过这些理论 。我从中认识到，心智是一个具有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复杂系统，这些功能由大脑实现，而大脑的基本构造又源自进化过程。这些功能的某些部分让我们产生各种暴力倾向，而另一些功能——比如林肯所说的“我们本性中善良的天使”，则把我们引向合作与和平。解释暴力减少，也就是辨识文化和物质环境中有哪些变化，让我们天性中爱好和平的动机占了上风。
最后，我要证明，人类的历史已经融入人类的心理层面。人类的一切事务都彼此关联，暴力事件更是如此。无论在历史上的何时何地，和平的社会总是更富裕，教育水平更高，管治得更好，更尊重妇女，有更多的机会从事贸易。在这些幸福的特性中，哪些开启了良性循环，哪些只是伴生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所以人们会给出一些自己也不满意的循环解释，比如，暴力减少是因为文化中的暴力因素减弱了。
社会科学家将社会变量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前者处于系统内部，可能受到它们所试图说明的现象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外力的驱动。外生力量可以来源于技术、人口、商业和管治机制的变化，也可以来自知识领域，比如新思想的孕育和传播以及其自有的生命力。对历史变迁最令人满足的解答就是找到一个外生的触发力。我会在数据允许的限度内，试图识别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曾经作用于我们心智的外生力量，而这些力量就是导致暴力下降的原因。
对这些问题的检讨，汇聚成此部长篇巨著——这本书分量太重，我不妨将主要结论在此做一个预览。《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一个关于六大趋势、五个心魔、四位善良天使、五种历史力量的故事。
六大趋势（第2章至第7章）。人类这个物种从暴力中后撤经历了种种发展，条分缕析，我将其分别归入六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以千年为尺度的过程：我们这个物种的大部分进化史是在狩猎、采集和栽种社会（园艺社会）中完成的。大约5000年前，人类从这种无政府状态开始向第一个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过渡。伴随这一转变，人类在无政府自然状态下的常规劫掠和打杀减少了，暴力死亡下降到原来的1/5。我将这个和平阶段称作“平靖进程”。
第二个过渡期历时500多年，欧洲史对这一阶段有详尽的记载。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这段时间内，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90%—98%。在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的经典大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一书中，他将这一令人讶异的暴力下降归因为分散割据的封建小邦整合为中央集权的大国，并形成一个支持商贸发展的架构（infrastructure）。与埃利亚斯所见一致，我将这一趋势称为“文明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