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得人心者得天下”似乎都是一个无法打破的真理。不管是千百年前想在官场中平步青云的大臣，还是现今社会中苦苦打拼寻找升迁机会的人，都势必会将立“信”作为自己升迁的必备基石。纵观古今，那些居于上位者，想要让自己成功地立信于他人，取得最佳的成效，不仅会以“言必信，行必果”为立信标准，而且通常还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进行。
不管是官场还是职场，拥有融洽的人际关系，往往都能事半功倍。那么，如何在职场中立信，让他人信服自己呢？那就需要一种别出心裁的立信手段。战国时期在思想学识上堪称“博物君子”，且“出将入相”、创下不朽功勋的商鞅，就可谓是立信手段最高明的人。
“商鞅变法”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即便是在政治舞台上取得非凡成就的管仲、叔向、子产等贤士大夫也无法与其同日而语。商鞅原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故也称为卫鞅或者公孙鞅，后因封于商，才被后人称为商鞅。他作为法家前期的代表人物，兼有学者与执政者双重身份，所以他具有不同于其他普通政治家的特殊性。
幼年时期的商鞅就对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刑名之学”的法家学说颇感兴趣。青年时期，他又在魏国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认真总结了李悝、吴起等人在变法中的经验，从而使自己所推崇的法家理论更加完善。然而此时的商鞅虽有治国的谋略，但是因为他太过年轻而且地位卑微，所以并没有被当时魏国的君主惠王所重视。而恰值秦国的新国君秦孝公为了尽快地发展壮大秦国，发布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求贤令的大好时机。这对于怀才不遇的商鞅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赐的良机。
怀着满腔热忱的商鞅自魏国西至秦国，将自己以变法图强为主要内容的“强国之术”作了一番精彩的陈述之后，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在商鞅的苦心劝说下决定进行变法，不料却遭到了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然而这并未令商鞅改变变法的决心，他甚至还凭借自己总结出的一些系统的革新理论以及雄辩的口才，驳斥了旧贵族“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足了舆论准备。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在商鞅的再三劝说下，终于下定决心要在秦国实施新法，并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让他全力在秦国正式推行变法事宜。在商鞅的建议下，变法中首次编定了由国家直接掌握全国人数的户籍制，而且规定了使人们互相监督的“连坐”制；规定了“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以奖励来鼓励人们为秦国的封建政权而勇敢作战，同时“禁止私斗”一项也大大削弱了奴隶主的势力，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鼓励农户大面积进行耕织，发展封建经济；制定了严厉的法令，以此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