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深”度，对于专业课而言，虽然在美国，学生每学期仅修四五门课，最多六门，但学生都会有时间不够用的体会。相比国内，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府里可以一学期修十几门课，并且努力之下，还可以门门均优。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名校里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何在？在于课程的深度大相径庭。在国内念书，把课本读完，便可安心应试。但在美国的一流学府里，取代课本的，是无数相关的参考书与阅读材料、案例、问题、课后习作与讨论。想学懂一个问题，就要不断地挖掘、再挖掘，深入、再深入。一周学生平均的书籍阅读量达到十到三十本，却显得司空见惯。24小时开放的图书馆里，在凌晨夜深，也总是人头攒动，不见空位。也许这样的比较并不过分：在国内的大学里学一百门课，也许最后记住的只有几门；而在美国的名校里只读了十几门课，却可以门门受益。此所谓“深”也。
刚刚在北京落下帷幕的2013 APEC工商领导人高峰论坛上，“创新更多来自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一度成为了会议中热议的焦点。当时主持人问在场所有人：“有谁认为创新更多地来自于西方？”坐在代表席中的我，清楚地看到了很多高高举起的手。而之后的观点陈述与讨论，无关民族骄傲或是盲目媚外，却更像是一场客观地自省、反思与借鉴。在强调与肯定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雄厚文化和济济人才之后，在谈了昨天、今天、甚至明天之后，我们都回避不了东西方在创新制度上确实存在的差距，尤其是教育制度，以及对创新与创造性思维的激励机制上存在着的并不算小的距离。
而这距离究竟差在哪里？概括而言，美国教育重思考，中国教育重书本。古人早已有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而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这“鱼”便是前人留下的书本与知识，而“渔”指的则是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主观能动性，这才是教育精髓之所在。
“那些教育孩子的人总要比生育他们的人更值得人尊敬，因为生育者只给了他们生命，而教育者却教会了他们生活的方式与艺术。” 亚里士多德在两千三百年前如是说。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思想家用“生活的方式与艺术”一词集中点明了西方教育从古至今传承的意义之所在。
中国传统现行的应试教育已经逐步走到了一个瓶颈，其种种对孩子个人发展的制约与弊端愈日突显。经历过应试教育鼎盛时期洗礼的70后与80后，应是最有感触的两代人。从小学到高中，在升学考试的重压下，每日的课业、背书、习作，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目标：应试与高分。即便在北大这样的氛围里，死啃书本也曾是我们这一代人每日必修的功课。我们也许还不曾联想过“机器人”与“人”的区别：一个是一味听从指令、吸收知识的机器；而另一个有着独立大脑和思辨、判断及行为能力的个体，才能称之为“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就好比我们也许还不曾清楚地思考过“活着”与“生活”之间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