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还有一些非眷村，甚至是偏绿的演员，他们经过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赖声川：《宝岛一村》现在在大陆巡演，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桥梁，让大陆的朋友更了解台湾，可能这个故事我们不说就没有人会说了；反过来在台湾，它也是蓝绿之间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在台湾，偏蓝的所有人对眷村都理解，甚至都可能是眷村人；而很多偏绿的人士就可能不懂，以为眷村是一个多么拥有特权的地方，他来看了《宝岛一村》就会说——我们真的收过这样一封邮件：“我不是外省人，是台湾本省的观众，完全不懂眷村。在看《宝岛一村》之前，我从小被教育的是外省人来到台湾之后，把所有的资源抢为己有，让台湾人（本省人）很可怜；可是看完《宝岛一村》我发现，原来有一群外省人也过得这么苦，我原来听到的历史好像不是真的，我要重新做一些了解。”看到这篇邮件我觉得我们很值了，我们做了一件事，还原了一个真的是我们不说就不会被说出来的故事。
台湾真的是很多元的社会，剧组中也有偏绿的。可能很多大陆朋友对于这些比较不理解，其实在台湾蓝绿对立也还好，没有什么严重的，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一起做朋友，这都不是问题。
许戈辉：偏绿的演员有没有因为生长背景不一样，甚至曾经的观念不同，造成在演戏的投入度或理解上发生障碍，还需要你这个导演用什么方式来点拨的？
赖声川：我倒觉得还好。其实讲穿了，《宝岛一村》是一个非关政治、也非关蓝绿的戏。因为政治只属于那个特殊的、荒谬的背景，这些很实际的人必须在那个荒谬的背景之下生活，重要的还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
偏绿的演员会怎么想，其实赖声川自己一开始也很好奇。
他跑去问对方，演这出戏会不会觉得别扭；对方的回答让他很放心——不会，很喜欢，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蓝、绿的对立并没有造成实质的影响。
更让赖声川觉得倍感欣慰的是，《宝岛一村》在台湾第一轮公演时，观众群体中有不少是眷村一代和二代；而接下来，这出戏在台湾赢得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剧中的演员胡婷婷自己是眷村第三代，从未在眷村生活过的她很感谢这次参演让她更多地了解了父辈的生活，而更让她觉得奇妙的是，向来对打电动之外的事都不感兴趣的弟弟看了这部剧之后，居然红着眼眶跑到后台问她什么时候会再演，还说要介绍所有的同学来看。他们甚至学着剧中的方言讲话。
像胡弟弟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想走进剧场了解1949年后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发问，我们来自哪里，去向何方。
许戈辉：中国人特别注重“根”这个概念，那你怎么看待这些眷村族群？在台湾他们被叫做外省人，在大陆他们被叫做台湾人，他们的根在哪儿？
赖声川：他们处在一个这么奇特、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中，甚至在历史中你找不到其他这样的情况：这么多人，六七十万或一百多万，在几个月之内从大陆到台湾，然后四十多年回不了家。这四十多年里，他从每一年都以为要回去了，到渐渐绝望，到认为永远回不去，到最后他有机会回去。
其实蒋经国先生是促成这件事的最重要的人物。我听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刚好到了台东还是哪里，有几位老兵跪到他面前，说你要让我们这辈子回得了家才行。这句话蒋经国先生听到了心里，最后不但解严，还解开了两岸旅游，这样探亲就成为一个可能，这就是因为眷村的人说你总要让我这辈子回得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