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对于相声，到底是因为你特别偏爱这种艺术形式，还是因为当时条件所限?
赖声川：在学生时代我就喜欢听相声，可是刚好在我留学的五年之中，相声在台湾神秘地完全消失不见了，有点像在电脑里把它整个删除掉，那就没有了，电脑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我回到台湾，想买新的相声带子，就去唱片店问老板：“哎，有没有新的相声？”他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说“相声”，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明明前几年我就是来跟他买，他还知道，还在卖，说这个是什么什么。他完全忘了，这就是快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状况。当我们在寻找，甚至在盲目地寻找一种更新、更舒适的生活的时候，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就可以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了。
可是文化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真的要去了解它是要花时间的。比如《暗恋桃花源》里，“桃花源”的部分有一些京剧动作，我们这样一个舞台剧也可以勾上这样一种感觉，然后人家看完了，也许脑子里不见得马上反应出“京剧”这两个字，可是他会说：“哎，这动作好好玩，这是什么？”慢慢地他可能就连接上了一个更大、更深的文化含义，就会有兴趣，然后发现那个东西是可贵的，而且本来就在我们的体制之中。
许戈辉：说到你的话剧，人们马上会想到类似先锋、实验这样的词。
赖声川：我真的自己心里不去定义，就只是在创作。我们表演工作坊一直奉行的是一种力求突破的精神。
许戈辉：最关键的是赖声川的词典里，不应该有“不可能”这个词？
赖声川：应该不能有“不可能”。
2010年，冬末春初，赖声川再次来到了大陆。这一次，他带来的是《宝岛一村》。
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些发生在台湾特殊的文化符号——眷村中的故事。1949年国民党迁台，大批随之而去的军人及其眷属便被安排住进了“眷村”。在那里，他们遥思故土，又守望将来；既有背井离乡的共苦，又有文化碰撞的别趣。这样的场景在台湾引起了大范围的共鸣，这部剧也和电影《海角七号》一起被称为“2008年台湾两座文化纪念碑”。
赖声川带着这样一部剧完成了大陆巡演。对观众们来说，这又是一次笑声与眼泪的齐聚迸发，而“眷村”这个热门的台湾文化符号，也渐次在中国大陆铺展。
许戈辉：这部戏已经在中国大陆的几个城市都做过演出了，现在来到北京，你个人有什么不同的期待？
赖声川：我觉得有点像一个仪式，因为我们从广州开始，慢慢北上到六个城市，最后到北京，而其实在王伟忠（故事提供人）的故事里北京是整个故事的出发点，因为他父母就是从北京出发到台湾的，他们生命的一段旅程在台湾，然后我们做了这个戏，最后回到北京成为最后一站，这就好像是一种特别庄严的仪式，我当然会多一份期待。因为这种庄严的感觉，我相信我们会做出最好的演出。
《宝岛一村》由赖声川与王伟忠联合编剧、导演。
赖声川并没有在眷村生活过，他在美国出生，20世纪60年代才回到台湾。但他却很熟悉眷村的生活，毕竟那是一整个时代的故事，他小时候也有很多住在眷村的朋友，会像眷村小孩一样去朋友家里写作业、吃饭、打闹。
而在台湾有着“综艺大佬”之称的王伟忠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眷村人，他不仅拍摄过关于眷村的电视剧和纪录片，出过相关的书籍，而且一直希望能制作一台以眷村为主题的舞台剧。理所当然地，他找上了赖声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