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当时你的心里会觉得很平衡、很坦然吗？
赖声川：一开始很不平衡。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你觉得不平、埋怨命运怎么是这样的时候，其实还能够说“蛮好的，老天给我这个机会来打工，要不然我就得打包回台湾了，哪有什么博士可以念”，这个机会让我可以生存下去。人生还是应该非常正面地去看待，我觉得那个时候也让我学到了这一点。
打工中有太多想不到的事。比如你给人家点菜——我们那是个很高级的餐厅——人家一看我就说：“你为什么英文这么好，你是怎么样……？”“我在伯克莱念书。”“真的？你念……？”“我念博士。”那个客人立刻就沉默了，不跟我聊天，小费也很少。不止一次两次，三次都这样。
这就是人的一种心理状态，他到餐厅来花钱，发现你这个服务员是一个博士生，他就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后来甚至要——这有点悲哀啊——我必须说，我是一个旧金山当地的华人，我们家就在唐人街开一个洗衣店。这完全符合他预期的一个样板，小费会很多。对我来讲这都是戏，真的是戏：你说实话他反而觉得不舒服，他来餐厅并不是要获得这样的经验。当然以我个人来讲，我很难理解这种情况，如果我去一个餐厅吃饭，发现一个在念博士的人在打工，我会给他很多小费，可那不是我。
五年餐馆打工的求学生涯，成为赖声川艺术创作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段历程。
也许是个性的关系，也许是专业的影响，赖声川总会有意无意地观察别人。有时候看着正在餐桌边对话的两人，他会设想两人间的关系，并由此展开想象、尽力发挥。他学会了察言观色，这项本事的日益精湛让他获得了更多的阅历和乐趣。
有一次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预订，可当时餐厅已经满座，没有可供预订的餐位。但从对方的言谈里，他听出那是一个大客户，便果断地为他进行了安排。果不其然，这正是个出手相当阔绰的客人，一进门，赖声川刚刚凭着直觉认出了他，手里便被他塞了一百美元的小费。之后的领位员、点菜员、调酒师，无不被给予百元小费，这让赖声川看得瞠目结舌——即使想到了对方的阔绰，也料不到竟会大方到如此！他便暗下决心，这样的人物，他的戏剧里一定要有。
赖声川：我常常说，就因为我在这个高级的五星级餐厅做了跑堂，于是我能做导演。
其实做一个好的跑堂不容易，因为它牵涉到一个节奏问题，而导演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一个戏的节奏。当你有好几桌在同时进行的时候——你在跟这一桌点菜，他点得慢一点，而你知道厨房已经把另一桌的菜炒出来在等上桌了，没有人来拿这个菜厨师已经很不高兴了，这种时候你怎么去处理？你不能说“对不起，我马上来”，然后进去把那道菜上了，这对这一桌就不礼貌，那么怎么办？
再说就是客人。我在那个地方可以见识到各式各样的客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摇滚明星、大富豪、沙特王子，都会来那里吃饭，所以我有机会可以见识到这些人。我觉得这对我后来做编剧也是很重要的。
同时，讲真的就是体验生活嘛。你真的靠劳力来赚钱的时候，你就了解了整个广大劳动群众的心情，我觉得那是最宝贵的。
许戈辉：在美国念完博士之后你回到台湾，但其实当时台湾的戏剧市场氛围并不好？
赖声川：不是不好，它是不存在的。不存在就没有好或不好。
1983年，赖声川以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戏剧艺术研究所有史以来最高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应邀回台任教，然而当时的台湾俨然一片文化沙漠，像样的剧场更是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