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那就玩玩看，一个悲剧和一个喜剧在抢一个舞台。做到后来，其实它真的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也把整个台湾的一种纷纷乱乱，或是一种干扰性的生活状态表现出来了。当然，我觉得它的意义应该超越了台湾，而是表现了整个人类、人心的一种问题。
许戈辉：你说创意是可以学来的。有很多人也会问这么一句话，艺术家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就的？
赖声川：我非常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创意。是每一个人，他天生地、与生俱来就有创意，而且源源不绝。但是我们经过社会生活，经过成长，我们自己盖了一个屏障把创意挡住了，我们在体内筑起了一面很厚实的墙壁。应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厚度，而我可能从小这个墙壁是很薄的，所以我的创意就能很容易地涌上来。
许戈辉：这是不是跟你的童年生活有关？好像你小时候比较自由、愉快。
赖声川：小时候，我觉得家庭的压力不大。我父亲是个外交官，所以他书读得非常非常多。他能写诗，字也非常好，可是他不会去限制我一定要怎么样——当然他要我学中文、学书法，这些都是一定要的，但压力不是很大，我得到了一个很自由的童年。我在美国念到初二，其实才11岁，一直跳级。
什么叫B，我不知道，成绩都是A。对我来讲读书很容易，而且美式教育里，要画画或是要做什么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不是说一个星期之内划分出一个小时说，好，现在来画画；它是一种很全面的教育，让你很自由地接受艺术的熏陶。相反我12岁回到台湾就立刻留级，压力很大，头也剃光了，然后穿个制服、背个书包、带个便当——就是一个铁饭盒，到学校去。这对我来讲都是很陌生的，突然从一个很自由的情况变成被压抑。
许戈辉：一夜之间从一个成绩优异的跳级生变成了一个留级生，压力肯定很大。你没有向父母说起过这个情况吗？
赖声川：有一幕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刚回台湾，觉得学习太吃力了，每天天都没亮就已经在等公车，然后挤公车去上学，天黑了回家，累得半死，功课也不好。有一天我受不了了，跟我父亲讲我要转美国学校，在美国学校我一定是第一名；我已经受不了了，你为什么要我承受这个压力。我父亲就跟我说，你要做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不容回答的，只能吞下去，然后我就走了，这个问题结束。它是个问题，但它的意思其实是“你自己想吧”。他已经把答案给我了。
多年之后我回想起来，觉得那两句话实在太重要了。当然我也可以崩溃，可以求我父亲、母亲，说让我念美国学校吧，求求你，在美国学校我就如鱼得水了之类。但他们的个性，至少我父亲的个性是绝对不容这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大学毕业到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已经很清楚我念完研究所是一定要回到台湾的。
1978年，新婚的赖声川带着妻子踏上了远赴美国的旅程——赖声川要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去攻读戏剧艺术博士。
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刚刚到达美国1个月后，事先预备好的两年学费和生活费却因为朋友的投资失误而被骗去了。一下子陷入困境，赖声川有些发憷，但生活的路还是要走下去。在奋力争取奖学金之外，他只能依赖自己的辛苦打工了。
许戈辉：你在念博士的时候，还曾经到饭馆去打工、跑堂？
赖声川：不是曾经，是持续。我大概5年的时间都在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