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90915。
“政通人和”历来是我国理想的政治理念之一。清人论政，极重求“通”。清代的一些谈论政风吏治的作品中，往往对“通”字给予很大的关注，并且赋予了相当丰富的内容。例如，陈宏谋的《从政遗规》和金庸斋的《居官必览》，都曾引用过“为政，通下情为急”这句话。袁守定的《图民录》则强调：“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卷3）还有人说：“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所以“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彭忠德、李正容编：《居官警语》，146页）。这里所说的“上下之交”而不“隔阂”，其核心内容也还是一个“通”字。
在当时，这些议论，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封建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尊卑悬殊，上下隔绝。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深刻揭露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君与臣隔，大臣与小臣隔，官与绅隔，绅与士隔，士与民隔，而官与官、绅与绅、士与士、民与民又无不自相为隔”。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既无心“询察疾苦”，老百姓也无处“陈诉利病”，举国上下，层层相隔，当然是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可言，整个社会就不能不呈“乌合兽散”之势。（《壮飞楼治事十篇》）康有为则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专制政治“如浮屠十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譬咽喉上塞，胸膈下滞，血脉不通，病危立至”。他得出结论说：“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上清帝第七书》）
既然君臣之间、官员上下之间乃至官民之间的相互隔绝是由政治体制所决定，那么在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框架内，这种状况当然是无法根本改变的。清代政治伦理中所以大力宣扬通下情、尊舆论、顺民心的重要，正是力图通过政治道德的提倡和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去弥补、抵冲政治体制的弊端和缺失。这也正是这一政治伦理的积极意义所在，同时又恰恰是它的局限性的集中体现。
官民相隔、下情不通的最大弊害，是主政者井蛙观天，孤陋寡闻，视世情则管窥蠡测，察时势则如坐云雾。既摧残了民气，压抑了人们的政治活力，又堵塞了当权者的视听，杜绝了政治进步的通道。以这样自我封闭的态度去治国理政，犹如盲人骑瞎马，没有不出乱子的。所以有人把这看做天下最大的忧虑：“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金庸斋：《居官必览》）如果不通下情，就不能及时察觉、处理与化解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还会使各种矛盾不断积聚和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造成“危亡之势”。这就把“通下情”提到了维护政治稳定的高度，在清代，不能不说是一个颇具卓见的认识。
封建政治的一大通病，是上下欺蒙，许多贪枉不法之事，往往由此而来。雍正时当过直隶总督的李绂在《与泰安各属书》中说：“居官大戒，第一蒙蔽。盖上下内外，非蒙蔽无以行其奸欺也。蒙蔽之在内者，有官亲、家人；蒙蔽之在外者，有猾书、蠹役。内外勾连，鬻情卖法，则为官者孤立无与，而坐听声名之败裂，其亦危险矣哉！”（徐牧、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卷1）不幸的是，这种“上下相蒙，只图苟免，全无后虑”的状况，已经成为到处皆然的官场陋习。“通下情”则正是打破欺蒙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这是因为，蒙骗只能施之于闭目塞听之辈，却难以奏效于耳聪目明之人。只要主政者能够博闻强识，洞烛幽微，宵小之徒就无所行其奸。陈宏谋《学仕遗规》中有一段话讲得十分透彻：“欲兴治道，必振纪纲；欲振纪纲，必明赏罚；欲明赏罚，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决壅蔽；欲决壅蔽，必惩欺罔；欲惩欺罔，必通言路。所言虽未必可尽听，而人人皆得尽言，庶奸贪之辈，虑人指摘，不敢肆行无忌也。”（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