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90317，《党的文献》2009年第1期、《党风廉政建设》2009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文摘》2009年第5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9期、《北京日报》2010年10月25日先后转载。
在关于整饰吏治的问题上，清代从最高封建统治者到一般社会舆论，普遍强调高官在倡廉肃贪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顺治帝钦定的《御制人臣儆心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乔立君主编：《官箴》，227页）
这话说得很明白。大臣如果贪赃枉法，小臣们必定上行下效，结果是损害了吏治；小臣们贿赂公行，必然败坏了社会风气。老百姓固然深受其害，国家更是贻患无穷，天下也就难有太平之日了。
如果说这里还只是一种概括性的描述，那么康熙十九年的一个上谕，就紧密联系当时的政治现实，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康熙皇帝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担忧：
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顾畏，不敢妄行。在外督抚各官，自应慎守公令，洁己爱民。乃大臣等每自谓清正无私，粉饰空言，至其所行，往往营私作弊，有玷官方，深负委任之意。科道系耳目之官，凡有弊端，自当据实参奏。且居处甚近，如此情弊，岂无见闻？乃瞻徇情面，缄默不言。即有条奏，多系繁文。言官职掌，殊为未尽。如从公纠举，孰敢恣行无忌？朕以为今日之弊，莫大于此。（《康熙政要》，卷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