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关于打算访问北平的请示报告，放在总统办公桌上。
杜鲁门早就阅过，但仍然放着，没有及时予以处理。
这些天，司徒雷登关于打算访问北平，报告中称还有可能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首脑人物，杜鲁门原是很感兴趣的。解放军在大陆正像秋风扫落叶似的追击国民党军，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已是不能不正视的现实；从政前，杜鲁门曾在堪萨斯城担任过八年首席法官，懂得需要正视不愿意看到的现实。但是，这份报告递到白宫正不是时候。不敢自己拍板的艾奇逊国务卿将此报告呈递给总统之时，杜鲁门正在白宫里为所谓“丢掉了中国”的问题整日苦恼着，并费尽了心思。艾奇逊国务卿之所以不敢拍板，是觉得司徒雷登将北平之行的报告写得过于详细透彻了。
司徒雷登在真要实施去北平计划时，又变得小心、谨慎，甚至变得因有顾虑而犹豫起来。当时，美国国内笼罩着反共的阴云，许多人都有恐共症，他也有些担心万一北平之行惹出事来，他可以借口得到上级批准而无须承担责任。
司徒雷登在通过黄华的渠道得知中共当局准许他去之后，就详尽地起草了一个请示报告发给艾奇逊国务卿，把去北平之事提交给艾奇逊作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也耍了花招，先撒了一个不小的谎，谎报说中共方面做了邀请，却隐瞒了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络并私下做好了北上旅行准备的实情，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显然当回事了，巴不得请他到北平去。
在电报中，司徒雷登用很长的篇幅陈述了他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和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而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但也有不利的一面，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使节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外交使团团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所极不愿看到的。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还征询国务卿要不要同样做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将抵消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将北平之行的利弊瞻前顾后地分析，使艾奇逊的助手们意见也不一致，众说纷纭，弄得艾奇逊也没法最后决定，只好“提交最高一级”决定。
这“最高一级”就是哈里?杜鲁门总统。
这时候，国会里的共和党人近来正连续狂加指责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丢掉了中国”。麦卡锡挥着反共的砍刀大开杀戒，年轻的尼克松议员之反共调门也锋芒毕露，让执政处理实事的杜鲁门为此煞是苦恼。
当时，从1948年底至1949年初，杜鲁门听到从太平洋西边不断传来的消息说，共军部队占据东北后，很快就席卷了华北大片地区，国会里的共和党人指责他“丢掉了中国”的论调就越说越响了。最近共军又轻而易举地渡过长江，几乎都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即将全面垮台了，委员长准备挟同残余的党羽和存在上海金库里的货币逃往台湾。毛泽东、朱德的军队很快就要控制这个广袤国家的各个角落。共军渡江之后，共和党人更是说他要对“中国大陆的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他的指责更是加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