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在作为常人把它的“今天”当前化。它一边期待着新的东西，一边也已经忘却了旧的。常人闪避选择，它盲目不见它面前的种种可能性。它只不过保持和接受曾在的世界历史事物遗留下来的“现实之事”、残渣碎屑与这些东西的现成报道。它背负着对其自身来说已成为不可认识的“过去的”遗物，去寻求摩登的东西。因此，那种自由的单纯境界中的源始历事——命运，在这种生存中不可能显现。
同时，此在的在世的存在在本质上是与他人共在，是一个共同体的历事、民族的历事；而在一个世界中相互共在，在对某些确定的可能性的决心中共在，是受某种力量引导的，这种引导力量就是“天命”（Geschick）。
天命不是由各个此在的诸多命运凑成，而是所有此在的整体的本真历事。只有在此在共同体的历事、民族的历事中，在它的传达（Mitteilung）中、斗争（Kampf）中，天命的力量才解放出来。天命是一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所有此在的整体的命运。
海德格尔对命运和天命的分析具有独特性，即，他是从个体此在的本真历事和此在共同体的本真历事来说明命运和天命的。也就是说，命运只有在此在的本真历事中才会显现出来，天命只有在此在共同体的本真历事中才会显现出来。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所说的命运和天命都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命运和天命。实际上，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命运和天命所标示的都是社会历史必然性。命运不过是社会历史必然性在个体此在存在过程中的表现，即表现为个体无法抗拒的力量；天命则是社会历史必然性在群体此在存在过程中的表现，即表现为一个民族无法抗拒的力量。海德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在“命运”中挖掘出了个体此在的本真的选择，在“天命”中挖掘出了此在共同体的本真的选择。命运并不是在任何个体那里都会显现出来，而只是在本真生存的个体那里显现出来。天命并不是在任何民族那里都会显现出来，而只是在本真生存的民族那里显现出来。无疑，海德格尔深刻地抓住了命运和天命的实质所在。
由此看来，海德格尔对命运和天命的分析就在实质上更加彻底地表明了此在生存的选择性、能动性、目的性和被制约性、受动性、条件性之间的矛盾。任何个体的存在都要受到社会历史必然性的制约，而当一个个体自由自觉地面对、承担这种必然性时，也就有了这一矛盾的双方的具体统一——命运；任何历史阶段的任何民族的存在，都要受到社会历史必然性的制约，而当一个民族自由自觉地面对、承担这种必然性时，也就有了这一矛盾的双方的历史性统一——天命。在这里，海德格尔突出强调了此在和此在共同体的选择性、能动性、自觉性在社会历史中的意义。社会历史必然性虽然是一种不可违反的力量，但人们能够在自己的本真生存中选择它、承担它、驾驭它而获得真正的自由。
海德格尔对此在在世的时间性的分析主要是对此在的历时性生存的分析，这一分析连同前此对此在的共时性生存的分析一起，在海德格尔自己看来，就揭示了此在生存的统一整体。然而问题在于，海德格尔此在生存论分析的目的是赢获“存在”的意义，由于他只是完成了《存在与时间》第一部的前两篇，而没有完成第一部的第三篇——“时间与存在”和整个第二部，所以在此著作中他就没有获得“存在”的意义。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国外学者也已指出这一点。
没有完成“把时间阐释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会得以可能的境域”的任务。但是，这些未完成的任务，特别是他对此在和存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和尚未解决的问题、对此在生存的选择性和社会历史制约性之间的矛盾的探讨，却潜在地包含了他后来思想演化发展的种种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