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他思考了人的生存与一般存在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存在与整体存在者的整体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他认为，他是从存在之为存在、从存在本身来思考上述关系的，不是像形而上学那样执著于存在者是什么而探讨存在者。无论如何，在他看来，人类对宇宙的技术关系、生产实践关系，只是人的生存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存在与整体存在者的整体存在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即直接的现实方面。因为，人的生存与一般存在之间、人类的存在与整体存在者的整体存在之间，有着深层的内在关联，这就是一般存在规定着人的生存、整体存在规定着人类的存在，而在这种关系中，有着一个更加根本的、支配着一般存在或整体存在的无形的力量——Ereignis——在起作用。
最后，他思考了人类的艺术、语言、思想等生存方式。应该说，海德格尔对艺术、语言、思想的思考并不直接来源于时代所提出的人类生存问题，而是来源于这些领域本身的历史发展。艺术、语言、思想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以来一直在探索的内容，这种探索的主导线索是把人作为理性动物来思考，把艺术、语言、思想等看做是人这一理性动物所独具的能力、表现或活动。这种探索到近代达到了它的巅峰。如，把语言看做是人的精神或理性的表现这一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提出的语言观在近代威廉·洪堡的语言观中达到了巅峰，把思想看做是人的本质所在的观点在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达到了巅峰，把艺术的本质看做是理性的观点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它的巅峰。把人作为理性动物来探索的西方理性主义，从现代一开始就被对意志、生命、艺术的非理性主义的探索所代替，随后，把语言与思想看做是人的理性本质的观点又被对语言和思想进行逻辑分析的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所冲垮。然而，语言和思想毕竟是人的生存活动的重要方面，它们总是人的生存方式，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在人的生存中究竟具有什么作用，它们与人类的生存乃至整个宇宙的存在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重大哲学问题。如果说，从古代到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的确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么，现代西方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也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在语言方面，现代西方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在分析语言和命题的意义、澄清语言使用的错误和强调语言的正确使用等方面的确做出了贡献，但无论是理想主义语言学派认为理想的逻辑语言能够与世界同构，还是日常生活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存在于语言的日常使用之中，显然都还没有揭示出语言的本质何在、来源何在。在思想方面，逻辑实证主义试图寻找以往形而上学问题产生的原因，但它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拒斥态度使它不可能真正找到形而上学问题产生的原因，不可能真正找到形而上学的本质所在。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以往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如物质与精神谁是本原的问题、实体问题，都是经验无法证实的问题，因而是无意义的问题，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拒斥（即“拒斥形而上学”）。显然，这样的拒斥是难以站得住脚的。一则这些问题并不是在经验中无法证实的问题，二则无法被经验证实的问题不一定就是无意义的问题。由此看来，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性转换与现代哲学的发展的进程中，语言和思想的本质问题再次成为迫切需要说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