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和邓绍圣以及其他近200名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当中大约有一半人来自四川，从上海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船赴法。他们乘坐的是价位最低的四等舱，没有自己的客舱，也不能到餐厅吃饭。他们只能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风条件很差的货舱里，而且要自己找地方准备一日三餐。从几位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这次航行吃尽了苦头，有很多人晕船，还有很多人开始想家，以至于还没有到马赛，很多人就已经在自问：这辈子是否还能回到祖国？
邓和他的同伴们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随即前往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官员把这些来自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每20人左右分为一组，并按组把他们分送到一些省的中学就读。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邓绍圣被分在同一个组，他们被送往诺曼底的巴耶中学。
在巴耶中学，这些年轻的中国学生被编在一个特殊的班里，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法语学习。按照原定的计划，他们要继续学习法语，直到他们的法语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开始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在这个阶段，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转到别的学校学习，还有一些人则选择到工厂做工，为的是能学到一些基本的工业技能，同时也是为了多挣些钱，用作日后进一步学习深造的费用。其中后一种学生都是家境比较贫困的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到达法国后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在华法教育会，家里也没有钱接济他们。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说该会的经费已经用完，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生才能继续留在学校就读。引发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华法教育会管理不善。当初，教育会容许来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众多，但它没能开辟新的财源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开销。其实，这个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李石曾（此时他已回国）和发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其他负责人能够积极地去募捐，结果也许不会这么糟。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在整个1920年，他们对这项运动逐渐失去兴趣，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件事管理起来太麻烦，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认为，要加强中法文化联系，把法国有用的知识引入中国，有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按照法国的办学模式在中法两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这个设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能得到法国政府的资金支持，这笔资金法国政府可以从1901年的庚子赔款中调拨。很显然，这一点是勤工俭学运动无法做到的。
这些远离祖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并不了解这场危机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该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无法照顾他们，他们必须自谋生路的时候，这些留法学生感到十分震惊。
对邓小平来说，这场危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他所在的巴耶中学那个特殊班被撤销了。当时，他家里还给他寄钱，按理说，他可以请求华法教育会为他另找一所学校。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到了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他这样做或许是自己的选择，或许是接受了其他人的劝说。克鲁梭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在施奈德钢铁厂，当时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在做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