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理论”与索卡尔事件(3)

看来,索卡尔事件委实叫法国人大吃一惊,他们实在没有想到法国文化居然会如此深地渗透到美国知识生活的肌理之中。一个显著结果便是美国精神生活的两极分化,诸如“人文主义”对“怀疑主义”,“保守主义”对“文化多元主义”等。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在理论的源头法国同步发生。由是观之,美国学界对“法国理论”的接受或者说“挪用”,是不是多少也有断章取义、削足适履的嫌疑?

索卡尔事件有一个原型。确切地说,它的前身是C. P. 斯诺的两种文化论。C. P. 斯诺生于1905年,卒于1980年,是英国的物理学家,可是同时他也是一个道地的小说家,尤其以描写知识分子的《陌生人与亲兄弟》系列小说闻名。C. P. 斯诺1959年5月7日发表著名讲演《两种文化》,影响迄今未消。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是科学和人文,它们可以相互沟通吗?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科学需要人文,人文也需要科学。可是C. P. 斯诺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沟壑,比如科学家大都没有读过狄更斯,反过来艺术家大都对科学一窍不通。说实话斯诺对“两种文化”的描述已经是够乐观的了。我们的人文总是殚精竭虑在标榜科学,反之科学对人文除非好奇和消遣,基本上是不屑一顾的。C. P. 斯诺抱怨英国教育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过于偏重人文,忽视了科学,反之认为德国和美国的教育做到了人文和科学并重,其良好的科学教育,使这两个国家在当今的科学时代更具有竞争力。可见斯诺也在责怪自己的国家轻慢了科学。我们今天怎么来看C. P. 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特别是后来在围绕这个命题的迭起纷争中,多被忽略的教育和社会体制的差异?今天,科学已经成为舍我其谁的无冕之王,早已不屑同人文来一争短长,这样来看索卡尔事件,它难道不是当事人先辈“两种文化”的后现代翻版?要之,这个“两种文化”的模式一版再版,又是说明了什么?

索卡尔事件的第二波浪潮发生在1997年9月。它并不仅仅是一年前闹剧索卡尔事件的余续。这一回的主人公是两位物理学家:除了纽约大学的艾伦·索卡尔,还有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的让·布里克蒙。两人联袂在巴黎出版了《知识欺诈》(Impostures intellectuelles)一书,把战火直接烧到后现代的故乡法国。一年之后两位作者修订该书,复出英文版,易名为《时尚胡言》(Fashionable Nonsense)。知识欺诈也好,时尚胡言也好,顾名思义,显示的都是科学对人文的傲慢,假如我们割舍中规中矩的科学主义现代性理念,愿意把离经叛道的后现代话语视为人文正统的话。该书指责人文学者滥用科学和数学术语,鼓吹相对主义,否定真理价值,总而言之是冒充内行,陶醉于文字游戏。库塞对这本书耿耿于怀的,不仅是两位作者判定所谓的后现代话语是一笔勾销了启蒙运动以降的理性主义传统,把科学仅仅视为一种“叙述”,一种“神话”,或者与所有人文话语不分仲伯的一种社会建构,更在于该书的炮火几乎是一股脑儿冲着法国的作者而来,诸如德勒兹、德里达、伽塔利、露西·伊利格瑞、拉康、布鲁诺·拉图尔、利奥塔、米歇尔·塞尔、保尔·维瑞利奥,以及大名鼎鼎的波德里亚、克里斯蒂娃和福柯。这些名字可全都是“法国理论”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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