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培养了很多人才，实事求是来理解，抗战以前中国北方三所顶级的大学，把顶级的老师和学生集中在一个地方，它也没有不好的道理，加上学校的精神气质和自由主义传统，都是重要因素。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选了八十一个院士，西南联合大学大概有二十七个人，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强。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选举，四百三十多个学部委员，西南联合大学占了二百多个，近一半人来自西南联合大学。
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本科是在西南联合大学念的，后来考上研究生，一九四六年到美国做研究，一九五七年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有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核心成员邹承鲁，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中国两弹一星的主要科学家，好几位都是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的。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后来命运非常坎坷，比如诗人穆旦。但政治运动对从事国防工业的人影响不太大，其他的人受政治运动影响很大。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政府从大学里征调了一部分学生，去给美军做翻译或做文职官员，这个经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多半会当成特务或者历史反革命来处理。
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九四九年前，凡离开中国大陆去了欧美或者港台的西南联大学生，最后在本专业中的成就，一般高于留在大陆的同学。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任之恭等科学家不用说了，何炳棣、王浩、邹谠等，这些在西方人文科学中知名的西南联大学生，留在中国的西南联大学生就不好比了。一九七一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从西南联大出去的科学家又回到中国来访问。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任之恭、王浩、何炳棣等，这些科学家回到中国以后，列“文革”时期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做了错误的判断。他们共同认为中国人生活得非常好、非常快乐，国家统一以后，中国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很高。现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努力想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解释，但还在思考中。为什么杨振宁、何炳棣、陈省身、任之恭回到美国之后，要主动写观感、公开演讲，歌颂“文革”中国呢？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否定了自己早年的看法。何炳棣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如果看一个国家大的趋势走了眼，是对自己专业的挑战。科学家看走了眼还情有可原。后来有人让何炳棣把他对中国的观感收到文集里，他不愿意收。有人曾问杨振宁，你上世纪七十年代回国时说了许多“文革”中国的好话，你为什么这么判定中国“文革”事实，杨振宁说：我不是以新闻记者身份到中国去的，希望你能理解我有自己的特殊情感在里面。何炳棣后来也说过，他虽然对中国现实做了误判，但他的文章里还有史实和情感。
我这样理解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有一点比较特殊，就是特别看重国家统一。但对国家统一后，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人们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以及人们真实的生活处境，观察不仔细。中国知识分子过于看重国家统一，期待中国强大的心理，常常会导致民族主义倾向，产生民族幻想。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几乎所有回国的科学家或者学者，都对中国社会的真实处境缺乏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