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当红的胡适之、顾颉刚点头鞠躬，只谈论已经病逝或退出学界者，这种不成文的规矩，目的是维护校园里的平等与自尊。拒绝当面捧场，而将过去时代的教授，作为传说人物，在不断的“再创作”中，寄予自家的趣味与理想。至于校友的追忆文章，则又另当别论，因其不在现场，没有献媚之嫌。
当北大作为一个整体被追忆时，不可能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因而，跨科系的课余活动，反而成了回忆文章的重要主题。比如，少年中国学会在来今雨轩的聚会（张申府《回想北大当年》），世界语宣传运动在北大的展开（傅振伦《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还有学生军之组织及作用（程厚之《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等。常被北大人挂在嘴边的“我们北大”，所认同的，更只能是一种精神气质，而非具体的专业知识。作为象征，则是各种各样略带夸张变形的奇人与轶事。
“轶事”不同于“正史”，除了叙述不一定真确外，更因其选材有严格的限制。不管是宫女话天宝，还是名士说风流，都不可能毫无选择地复制“过去的好时光”。并非所有的事件都能成为追忆的目标；没被追忆，不等于不重要，更不等于不曾存在过。比如，紧张的读书生活，严格的科学实验，还有令人胆颤心惊的期末考试，都很难成为“老北大的故事”。就连众多谈及图书馆的，也都避开必须正襟危坐的经史，而选择“雅俗共赏”的《金瓶梅》（参见张孟休《北京大学素描》、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课程与图书》）。可你要是想象北大人整天泡茶馆、捧戏子、读禁书、传轶事，或者北大人都是独立不羁，率性而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只是北大生活中“有趣”的一面。就像晋人未必都如《世说新语》所呈现的，那样永远地“风神潇洒”。
说的是轶事，又是几十年后的追忆，自说自话，心态闲适，笔调从容，还有点倚老卖老，意思是信不信由你。此类文章，在美化母校的同时，往往转而追求笔墨情趣：将“神情”与“韵味”，置于“事实”之上。这种倾向，与三十年代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结合明清小品与西洋随笔（Essay）的努力，不无联系。实际上，从三四十年代的徐■、柳存仁、朱海涛、谢兴尧，到八十年代的张中行、邓云乡，周作人的影响依稀可辨——尽管在“漫说红楼”方面，周氏并非始作俑者。
“回到现场”之艰难
与史家之注重“关键时刻”不同，随笔作家更喜欢“日常生活”。在我看来，不曾进入历史叙述的“红楼”，同样值得后人追怀。当年教授的薪水、寄宿舍的伙食费、讲义如何分发、试卷怎样评阅、课余活动及自我娱乐、教授眼中的学生与学生眼中的教授、红楼的晨光、汉花园的月色、沙滩周围的小饭铺、众名流的电话及住址，诸如此类琐碎的生活场景，不为史家所重视，却是进入“老北大”的必要门径。将众多素描、随笔、回忆录，与当年北大刊行的各种指南、影集、纪念册参照阅读，方才可能“回到现场”。
借助于各种历史资料，我似乎逐渐回到了那个已经变得相当遥远的年代，亲眼目睹了众多日后传说纷纭的人物与事件。正当我得意洋洋的时候，两三件小事的考订，使得“幻梦”永远无法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