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的故事 (8)

正因为尊重个性,强调独立,沙滩或者马神庙,多的是怪人与轶事。“狂妄”、“怪诞”与“不羁”,在其他大学或许会受到制裁,而在北大,则很可能得到无声的鼓励。在北大人眼中,有个性、有趣味、有教养,似乎远比有成就更值得羡慕。这种价值取向,使得校园里代代相传的“老北大的故事”,与校方所修“正史”拉开了距离。比如,写校史不会给辜鸿铭多大篇幅,可要说北大人物,辜氏绝对不可缺少;钱玄同当然是大名鼎鼎,可校史上不会提及其只管传道授业解惑,而拒绝为学生阅卷。至于陈汉章不当教授当学生、朱谦之不要文凭要学问,诸如此类的奇人逸事,几乎每个北大人脱口都能说出一大串。

“轶事”之不同于“正史”

作为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北大文、理、法三院各具特色,也各有千秋。如果撰写中国教育史,谈论北大对于传统学术及书院教学的突破,后两者或许更有代表性。可要说“老北大的故事”,则基本上属于前者。

就学校总体实力而言,理工医农的发展极为重要,故每回校方组织的纪念册上,都会强调实验室的建设,以及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等。比如,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在“学术讲演概要”及“论文集目录”部分,排列顺序都是理、文、法、医、农、工。可到了校史陈列及名教授遗著展览,理科教授榜上有名的惟有兼及政治文化的丁文江,余者全是人文学者:蔡元培、陈独秀、王国维、鲁迅、黄侃、吴梅、钱玄同、刘半农、沈兼士、孟森、马廉、徐志摩。至于学生会主持的纪念册,更几乎是文学院的一统天下。

据曾任教物理系的李书华回忆,由于一批学成归来的教授们殚精竭虑,二十年代“北大本科物理系毕业水准,比美国大学本科毕业(得B.Sc.学位,以物理为主科)水准为高,比美国得硕士(M.Sc.)学位的水准为低”。这对于创办不到三十年的北大来说,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北大理科、法科的教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完全值得文化史家大笔书写。可即便如此,李书华依然称:“北大的人才,以文科方面为最多。”(《北大七年》)这只能说是一种误会:科学家与文学家的贡献,其实无法比较;所谓人才云云,也就很难说文科为多。

有好几个因素,使得北大文学院的教授们尽领风骚。首先,北大之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体的科学成就;其次,人文学者的成果容易为大众所了解,即便在科学技术如日中天的当下,要讲知名度,依然文胜于理。再次,文学院学生擅长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关于任课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声名远扬。最后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能够得到公众关注并且广泛传播的,不可能是学术史,而只能是“老北大的故事”。

讲“故事”,注重的不是权势,也不是成就,而是北大人独特的精神气质。陈诒先追忆后来归并入北大的译学馆同学时,有句妙语:“无一伟人”,但“皆能以气节自励”。这可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别有怀抱:与功业相比,人格更值得夸耀。以鉴赏的眼光,而不是史家的尺度,来品鉴人物,人文学者因其性格鲜明、才情外显,比较容易获得好评。柳存仁述及校园中常见的“话题”,多选择文科教授,除了北大人特有的傲气,更包含某种价值判断:

在这个俯拾即是“要人”,同学多半不“贱”的古城老学府里面,很少——我甚至于想说没有——人会引以为荣的提起上述的任何一班人的“光荣”的或“伟人”的史迹。……也许偶然会有人谈到黄季刚、刘师培、辜鸿铭、林损、陈独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欢讲他们的逸闻轶事的,似乎总是出之于白头宫女话天宝沧桑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时候为多。(《记北京大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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