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的故事 (7)

学生们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与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烟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

除了点起烟斗熏陶天才一说,有些故作幽默外,林氏笔下的牛津,活脱脱一个“老北大”。北大人何以对这种自由闲散的大学教育情有独钟,林语堂的解释颇为在理:除了不满“水木清华”为代表的美式教育,更因其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古代中国“书院中师生态度之闲雅,看书之自由”。清末民初,不少有识之士(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之等)在积极引进西学的同时,希望借传统书院精神来补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无论从历史渊源、办学方向,还是教授的知识背景、学生的来源出路,老北大都最有资格谈论此话题。

强调自学,注重独立思考,以培养谈吐风雅德学兼优的读书人为主要目标,此种教育观念,必然与统一教学、统一考试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倘若真的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那么老北大的“管理不严”与学生的“各行其事”,自有其合理性。这一点,不妨以偷听生的理直气壮和宿舍里的纵横分割为例。

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

偷听生的不可轻视,或者说,默许偷听这一决策之英明,可举以下二例作证。金克木一九三三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小说家许钦文资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写下这么一段饱含深情的回忆:

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提及北大人的独立性,最为形象的说明,莫过于学生宿舍的布置。田炯锦称北大“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亦少彼此招呼”(《北大六年锁忆》)。如此叙述,还不够生动。千家驹的描写稍为详细些:“西斋有些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把一间房隔而为二,各人走各人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有之。”(《我在北大》)但最具戏剧性的,还属朱海涛的《北大与北大人?住》。小房间里,“白被单中悬,隔成两个转不过身来的狭窄长间”;大屋子呢,“常常纵横交错像演话剧似的挂了许多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将屋子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单位”。作者于是下了个大胆判断:“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个别发展的气味了。”确实,从日常起居到课堂教学,北大人的“散漫”,与其说是出于对规章制度的蔑视,不如说是出于追求“自由”与“独立”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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