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的故事 (2)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得到普遍承认,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历史,便逐渐被世人所遗忘。选择若干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大学草创期的艰难与曲折,比如孙家鼐的规划、许景澄的殉难、张百熙的实干、严复的苦撑等等。至于进入新式学堂后,学生如何习得“文明生活”,也是我所深感兴趣的。光绪二十五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禁约》,有些条款现在看来“纯属多余”。比如用相当长的篇幅强调课堂上必须依次问答、不可抢前乱说、声音高下须有节制等。最有趣的,还是以下这条禁令:

戒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洁净,痰唾任意,最足生厌。厅堂斋舍多备痰盂。便溺污秽,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

想象当年的大少爷们,如何“忍气吞声”,逐渐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实在是很好玩的事情。今日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将此等琐事写进规章。可在“西学东渐”史上,“不随地吐痰”,也算是颇有光彩的一页。

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生,学校因战乱停办两年。壬寅(一九○二)入学的,方是第一批得到“举人学位”的大学生(时在一九○七年)。邹树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中,述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之礼贤下士,为学校网罗人才,在遭时忌、多掣肘的环境下恢复京师大学堂,功不可没:“我们现在人知道蔡孑民先生,而忘记了张冶秋先生任管学大臣时代创办之艰苦,实在比蔡先生的处境难得许多呢!”此说不无道理。一九○五年,大学堂的管理人由“管学大臣”降为“监督”。出任第一任监督的张亨嘉,以其精彩的就职演说,被学生不断追忆。这里选择邹树文颇为戏剧化的描述:

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说。读者诸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

此种轶闻,很合北大人的口味,因而谁都乐于传诵。至于当初张监督为何如此“言简意赅”,是否别有苦衷,也就无暇计较了。

大学初创阶段,弊病甚多,此在意料之中。大部分学生承袭科举陋习,以读书为作官的阶梯,仕学馆录取的又是在京官吏,大学于是乎与官场没有多大差别。学生可能地位显赫,因迎銮接驾而挂牌请假;运动场上教官小心翼翼地喊口令:“大人向左转!”“老爷开步走!”这些轶闻,全都查有实据。可笑谈终归是笑谈,实际上,大部分毕业生并没得到朝廷的恩惠,所谓“奖励举人”,与“升官发财”根本不是一回事 。

另一个更加严重的指责,便是学生无心向学,沉湎于花街柳巷。陶希圣撰《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其中有一节题为“二院一堂是八大胡同重要的顾客”,写尽民初国会参众两院及京师大学堂的丑态。可据千家驹回忆,三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也颇有经常逛窑子的 。学风之好坏,只能相对而言。想象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师生,都是“官迷心窍”,或者整天在八大胡同冶游,起码不太符合实际。

不说京师大学堂的教员,以及培养出来的学生,颇多正人君子;就说新文化的输入与大学的改革,也并非始于一九一七年蔡氏之莅校。不妨先读读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其中述及北大的整顿与革新:

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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