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的故事 (3)

民初北大“启革新的端绪”者,多为章门弟子。从学术思想到具体人事,太炎先生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密切的关系。除上述沈兼士、钱玄同、周氏兄弟外,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还有朱希祖、马裕藻、黄侃等。据误被作为太炎门徒引进的沈尹默称,章门弟子虽分三派,“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 这种纠合着人事与思想的新旧之争,在蔡氏长校以前便已展开,只不过不像以后那样旗帜鲜明目标明确而已。读读林纾、陈衍、马其昶、姚永朴等人有关文章,可以明白北大校园里的改朝换代,如何牵涉政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以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远非“新旧”二字所能涵盖。

京师大学堂尚有独立的面貌,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则基本上隐入历史深处。除了以上所说的“革新的端绪”外,还有几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国初建,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为由,准备停办北大,校长严复上《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一是袁世凯称帝,北大教授马叙伦挂冠而去,学界传为美谈;再就是一九一六年九月,校方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筹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

紧挨着皇宫的大学

北大之所以名扬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西学的引进与新文化的产生,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不小的区别。谈“西学东渐”,上海更适合于作为题目;至于“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当年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挑头。就因为,后者包含着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转型,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尊。不满足于寻求新知,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这一自我定位,使得“闹学潮”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很难想象,没有学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大学,北大固然以培养了大批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而骄傲,可北大影响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则在于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在某个特定时期,“闹学潮”几乎成为“争民主”的同义词。

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刚刚结束一二?九运动的北大学生,出版了《北大周刊》第一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其中有赵九成所撰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

我们的学生运动,不是从现在起的,也不是从五四时代起的,推溯其源,当导源于东汉。……在中国,最先发生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三万太学生讥议时政,裁量公卿,成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制约着朝廷的决策。于是,天子震怒,大捕党人,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对于“党锢之祸”,史家评价不一,但将其作为统治者镇压学生运动的开端,则不会有异议。此等“清议”之风,为自视甚高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生徒所继承,因而成为皇上的心腹之患。不过,历代虽有严禁学生干政的禁令,太学生的政治激情却从来没有熄灭,这与其一身系天下兴亡的自我定位有关。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国子监而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即便改为“国立大学”,学生们仍自认作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反差:校方溯源时,不愿从东汉太学讲起;学生闹学潮,反而攀上了“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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