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北大老”与“老北大”
“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此乃二三十年代流传在北平学界的口头禅。就从这句“读法不一”的口头禅说起吧。
首先是叙事人无法确定，有说是择校的先生，也有说是择婿的小姐。择校与择婿，相差何止千里！与叙事人的不确定相适应，北大之“老”也难以界说。有说是北大人老气横秋，办事慢条斯理的；也有说是校园里多老房子、老工友，连蔡元培校长的汽车也老得走不动的；还有说是历史悠久，胜迹甚多的。第三说最有诗意，容易得到北大人的认可。朱海涛撰写于四十年代的《北大与北大人?“北大老”》，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
摩娑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累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
说“陶冶”没错，说“古老”则有点言过其实。比起巴黎、牛津、剑桥等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名校，北大无论如何是“小弟弟”。在《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上，有两则在校生写的短文，也叫《北大老》，极力论证刚过“而立”之年的北大，不该“倚老卖老”，更不该“老气横秋”——因为有牛津大学等在前头。
到了一九四八年，校长胡适为“纪念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仍是强调“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可笔锋一转，擅长考据的适之先生，谈论起另一种计算年龄的办法：
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来不希望卖弄高寿，更不自承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创立于一八六二年，一九○二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也都无法使其拉长历史。每当重要的周年纪念，校方都要强调，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方才是北大历史的开端。胡适称此举证明北大“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与当事人对大学体制以及西方文化的体认有关，更牵涉其自我形象塑造与历史地位建构。说白了，北大的“谦虚”，蕴涵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如此说来，比起北大校史若不从汉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国“很不相称”的说法（参见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历任校长之自我约束，不希望北大往前溯源，其实是大有深意在。从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当然，校史的建构，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需求或个人的良好愿望。我想说的是，相对于千方百计拉长大学历史的“常规”，历来激进的北大，之所以“谨守上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不完全是因为“学风严谨”。
翻翻光绪二十四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两种重要文献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包括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员聘请、学生守则等，都与传统书院大相径庭。至于随处可见的“欧美日本”字样，更是提醒读者，此章程与“白鹿洞书院教条”了无干系。当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规可以不循，制定了新的章程，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大学。幸亏有了第一届毕业生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等人的回忆文章，我们才敢断言，京师大学堂确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