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常的日子里，校长先生的无能、保守、反动，是不容易觉察到的；学校远在郊区之外，自己有道又高又厚的围墙，生活也有着一般的规矩，静静的一个大园子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打钟上课，摇铃下课，……生活真有点象和尚庙里的一般。校长先生也仿佛是庙里的方丈，不妨整天打坐。他也深知所有的小和尚们都是一心一意来取“经”的，取了“经”才得延登“彼岸”，因此，他们与其他庙宇的僧众不同，平时更不得不守些清规，讲些戒律，不会兴风作浪，无事生非，由他稳坐蒲团，不怕当头棒喝。但，一九一九年，这当头棒终于来到，而当家和尚的无能与反动也终于掩盖不住起来。学生运动的掀起，第一个要求必然是成立全校性的学生组织，而这必须取得校长先生的批准。记得当时的校长是张煜全，一个一望而知是官僚，硬是反对，终于引起了第一次赶校长的风潮，同学们成功了。接着“外交部”又派了一个罗忠诒，同学们在探明他对学生会的态度后，就把他挡走了。紧接着是金邦正，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和同学们委蛇了好几个月，不作肯定的答复，也终于被轰跑了。在“三赶校长”之后，全校的学生组织终于胜利地搞出来了。在被赶出的校长中间，我只和金邦正打过一次个人的交道。那几年我对娼妓问题看了些书，想就北京市区作些调查，要求学校出封介绍信给有关市政当局，他坚决不答应，认为这不是学生分内的事。这一类人物的封建意识的顽固不化，事实上和冬烘先生没有分别；即此一例，也就说明了不少。
学生会成立了，学生的爱国运动，在校园内外，逐渐开展起来，但一次运动起来之后，要进行得比较彻底，对清华学生来说，却有着一个困难，而这困难可以说是先天的。第一，当时同学们对为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本体，根本没有认识。只知道哪一国欺侮我们，我们就起而反对，例如当时的日本，而所谓欺侮也只限于一些比较明显的侵略行动，例如“二十一条要求”之类。如果敌人玩些手法，打些掩护，一般就不一定看得出来。第二，当时似乎谁都承认美国是中国的朋友。不错，它也不止一次地欺侮过我们，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它也有一份，但它终于退还了庚子赔款，清华学堂本身不就是它的“悔祸”并转而“帮助”我们的真诚的表示么？第三，更具体的一点是每一个清华学生是这种“帮助”的活生生的“受惠”之人。第四，学生会与学生运动的领导层必然是由高年级学生构成的，而高年级学生，有的当年，有的一、二年后，又要更直接的，更大量地成为“受惠”的对象，就是出洋。因此，很自然的，也是很必然的，学校与外交部主管人，在对付学生运动时，总是拿这一层来挟制积极参加运动的人，停止或延缓他们出洋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