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学生运动，像许多别的北京学校一样，开始于一九一九年。运动有内因，有外因。外因是当时北洋政府的腐败与卖国行为，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无须多说。只说北京学生，在北京大学同学的倡导下，围打赵家楼的消息传到城外以后，清华学生就立即响应，一面参加进去，从此对北京一地以及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就我最后留校的两三年间的情况来说，是无役不与，至少曾进行过同情性的罢课罢考。一面，对内，终于争取到了全校学生会的成立。而在此以前，上面说过，学校所准许的一般性的学生组织只限于各级的级会而已。一九二〇年全国学生会的筹组与成立，清华也自有它的一份。
还记得攻打赵家楼的那天晚上，清华学生召开临时大会，部分中国教师也到了场，在一般愤慨的气氛中，连平时大家公认为最不关心国事的师生，天良激发，也发了言，提了建议。有一个教师建议发动全北京的粪夫罢工，来逼使卖国政府屈从舆论；但这个人的后来的行径，他的中英双重国籍，抗日战争一起，更不识羞耻地成为英国人——充分说明他在那次会上的建议只是旨在为自己打掩护罢了。
学生运动的内因比较复杂。上面说过，在北洋政府年代里，清华始终是由外交部管辖的一个学校，出外交部指派一个三人董事会，其中两个是部里的参事之类，一个是美国公使馆的参赞之类，多年没有改组；由董事会选派校长。校长的人选是先天注定了的不是官僚，就是买办，或兼具这两种身份的人物，十足的地主当然轮不到。由于清华的条件好，当校长的职务清闲，薪水优厚，于是这一差使又很自然地成为活动能力较差的外交官僚或洋务人物的逐鹿的对象。在我留校的八九年间，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二，前后就出现过八个校长或代理校长，平均一年一个——周诒春、赵国材、张煜全、罗忠诒、金邦正、王文显、严鹤龄和曹云祥。八人之中，周诒春无颖地是最有见识、能力和锐气的人，尽管外交部与董事会的压力沉重，还很想有所作为；但刚刚做了三年，就走了。记得他在向全体师生告别的会上，还掉过眼泪，说明他是迫不得已，怀着沉重的隐痛去职的。实际的内情同学们是无法知道的。张、罗、金、严、曹全都是官僚：罗根本没有到校，名字一发表，就给学生挡回去了；曹又肯定地是官僚兼买办，听说他从清华卸任之后，就立刻当上上海英美烟公司的顾问；赵原是副校长，后来又做过多年的驻华盛顿的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王则以教师兼代理校长；这两人与清华的关系维持得最为长久，从表面说，即非官僚又非买办，但在思想、作风、与生活习惯上，其为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比起其余几个来，至少是不相上下；周诒春而外，七人者又大碌碌，一般除能说比较官冕的英语之外，似乎别无长处，至少没有能在有限的清华年月里施展出来；汉文一般都拿不出手，有的离一窍不通，也不算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