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学生运动无疑地起了有力的分化作用。例如一九二一年初，清华学生为了响应城内各大学的某一次运动，曾决定不出场应学期考试，称为“同情罢考”。为此，一九二一与一九二二两级学生都受到了缓一年出国的惩罚，即前者展缓到一九二二年秋，而后者到一九二三年秋，才许放洋。但实际上，一九二一级的约三分之二的同学到一九二二年春就出国了，原因是这一部分学生原是准备参加期考的，事实上也进了考场，因为迫于形势，受到纠察队的拦阻，才没有考成，因此，学校对他们把原定的处分折减了一半；其余的约三分之一，二十六人，按照原处分办事，到同年八月才出去。在这种形势之下，也当然出现过两面派的学生。一九二二级，就是我所属的一级，则根本没有履行缓期出洋的处分，原来一到当年春天，出洋期近，全级六十多人，除了八个人以外，集体签具了“悔过书”，不肯“悔过”的八个人，包括我在内，被革除了“级籍”，但这八个人事实上也没有履行处分，学校为了避免为他们寻找工作或留校进修的麻烦，也就把他们一起送走了事，他们也没有坚持非履行处分不可，乖乖地跟着上船了。这也进一步地说明出洋是多么一件登龙门、抬声价的大事。清华学生爱国运动的所以先天不足，根源也就在这里了。
关于出洋这件事的引人入胜、寝馈难忘，再用我个人为例，补充几句。家庭要我考清华，本指望着我出洋，在科举废除之后，这无疑地是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父兄对子弟唯一最高的期望，在“有志气”“图上进”的子弟也必然以此自期。记得二十年前，我问我的五岁的小女孩长大起来干甚么，她信口的说出：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大学毕业、出洋、结婚！除了我自己在家庭中的影响而外，这孩子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三、四十年间我所属的阶级阶层在这方面的一般“理想”。一九一六年初，我割掉了一条腿，照说应该知难而退，把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收起来，或至少收得近些罢。不错，在病后回家休养期间，我也曾一度动摇过，但转念一想，一条腿上学、毕业、出洋，不更是希罕么？物以希为贵，不更足以自豪么？这才复了学，从此，对出洋的热中，当然不是减轻了，而是逐年加重。记得将届放洋前一年多，在因参加同情罢考而接受惩处以前，我特地找过当时的代理校长严鹤龄，问他象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出洋。他答复得很有趣：“不太好罢，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出来了！”但不久，校长换了个曹云祥，是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而我的成绩又不坏，终于出成了。试想，一条腿的人对出洋犹且如此其不肯放松，其它长得更健全完整的人岂不是更属分有应得，不甘交臂失之。而学校所借以挟持的恰好就是那么一点。
最后，根本上面的铺叙，再总说一下早期清华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以及通过他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乃至在国际政治影响上，所酿成的一些后果。简单说四点罢。
第一、早年的清华学生原是从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中选拔出来的，通过这番选拔，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少则两三年，多则八九年的共同生活与共同教育，憧憬着一个同样的飞黄腾达的目标与前程——游学美国，更形成了一批特殊的人。后来通过五年上下的留美教育与生活，这种特殊的色彩更无疑地加深了，但主要的根基总是在留在清华的若干年月里打下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