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20)

这对学生运动无疑地起了有力的分化作用。例如一九二一年初,清华学生为了响应城内各大学的某一次运动,曾决定不出场应学期考试,称为“同情罢考”。为此,一九二一与一九二二两级学生都受到了缓一年出国的惩罚,即前者展缓到一九二二年秋,而后者到一九二三年秋,才许放洋。但实际上,一九二一级的约三分之二的同学到一九二二年春就出国了,原因是这一部分学生原是准备参加期考的,事实上也进了考场,因为迫于形势,受到纠察队的拦阻,才没有考成,因此,学校对他们把原定的处分折减了一半;其余的约三分之一,二十六人,按照原处分办事,到同年八月才出去。在这种形势之下,也当然出现过两面派的学生。一九二二级,就是我所属的一级,则根本没有履行缓期出洋的处分,原来一到当年春天,出洋期近,全级六十多人,除了八个人以外,集体签具了“悔过书”,不肯“悔过”的八个人,包括我在内,被革除了“级籍”,但这八个人事实上也没有履行处分,学校为了避免为他们寻找工作或留校进修的麻烦,也就把他们一起送走了事,他们也没有坚持非履行处分不可,乖乖地跟着上船了。这也进一步地说明出洋是多么一件登龙门、抬声价的大事。清华学生爱国运动的所以先天不足,根源也就在这里了。

关于出洋这件事的引人入胜、寝馈难忘,再用我个人为例,补充几句。家庭要我考清华,本指望着我出洋,在科举废除之后,这无疑地是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父兄对子弟唯一最高的期望,在“有志气”“图上进”的子弟也必然以此自期。记得二十年前,我问我的五岁的小女孩长大起来干甚么,她信口的说出: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大学毕业、出洋、结婚!除了我自己在家庭中的影响而外,这孩子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三、四十年间我所属的阶级阶层在这方面的一般“理想”。一九一六年初,我割掉了一条腿,照说应该知难而退,把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收起来,或至少收得近些罢。不错,在病后回家休养期间,我也曾一度动摇过,但转念一想,一条腿上学、毕业、出洋,不更是希罕么?物以希为贵,不更足以自豪么?这才复了学,从此,对出洋的热中,当然不是减轻了,而是逐年加重。记得将届放洋前一年多,在因参加同情罢考而接受惩处以前,我特地找过当时的代理校长严鹤龄,问他象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出洋。他答复得很有趣:“不太好罢,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出来了!”但不久,校长换了个曹云祥,是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而我的成绩又不坏,终于出成了。试想,一条腿的人对出洋犹且如此其不肯放松,其它长得更健全完整的人岂不是更属分有应得,不甘交臂失之。而学校所借以挟持的恰好就是那么一点。

最后,根本上面的铺叙,再总说一下早期清华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以及通过他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乃至在国际政治影响上,所酿成的一些后果。简单说四点罢。

第一、早年的清华学生原是从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中选拔出来的,通过这番选拔,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少则两三年,多则八九年的共同生活与共同教育,憧憬着一个同样的飞黄腾达的目标与前程——游学美国,更形成了一批特殊的人。后来通过五年上下的留美教育与生活,这种特殊的色彩更无疑地加深了,但主要的根基总是在留在清华的若干年月里打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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