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部分师生也曾参加过一些“救灾”的工作，多数捐些钱，少数到了灾区前线。一九二一年我随同两个美国教师，其中一个就是上面所说搞“圆明园研究”的人，两次到过河北省的唐县，前后跨四十天。第一次用同学捐款办了个粥厂，计口发小米粥，一天两回；第二次帮农民挖洋井，没有搞出成绩来。现在回头看，这一类“贴膏药”的企图是可耻的。一方面，我们每天要和受旱灾的农民们，在小米粥的分量上，论斤较两，大费唇舌，而第一天到县里，县老太爷欢迎我们，却来了一桌海参席。另一方面，我每天忙着，而作为我的领导的美国教员，除了难得向我发些“指示”而外，我简直不知道他们忙些甚么。当时只知道他们有老师的身份，只联系上层，管些大事，小事服劳，当然是我的份。如今回想，他们一定是借了救济之名，搞着些别的勾当。当地有的是美国教会和为它奔走的中国教徒，美国教师就专和他们来往。至于“救灾”之外，又搞些什么别的勾当，那只能恨我自己当时还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因而在这方面丝毫没有政治嗅觉，就说不上了。
同学来自各省，几乎都有他们的同乡会，但省与省之间的畛域之见不深，似乎一直没有发生过问题。广东同乡会的活动最多一些，通告板上常有他们开会的消息，平时广东同学也喜欢聚在一起，说广东话，别省的同学是对他们有闲话的。有的说，地方主义的气味太浓厚了；有的说，这还是因为方言的关系；有人反问，同样有语言上的困难，何以福建同学的表现便不大一样？更有人问，同学中十之七八是讲吴语的江苏同学，何以他们根本没有搞过同乡会？当年清华没有江苏同乡会倒是个事实。但这也不能用来说明江苏同学就没有地方主义。解放初的土地改革运动证明江南的封建势力很严重，而距此三四十年前，江苏人便没有浓厚的地方主义，是很难设想的。当时清华师生中，既以江苏籍的为最多，人多势大，到处要占些上风，也许根本用不着同乡会的一类的组织，来加以保证。在别省同学的心目中，江苏同学可能更不受欢迎。只是因为我自己是江苏人，未能理会罢了。
部分同学也搞些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以青年会为中心。清华师生中的基督徒不算太少。住“美国地”的教师，其中一部分还是北美青年会代为招聘来的，当然全部是，不消说了。许多通英语的中国教师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和教会学校，至少对基督教有过多年的接触，学生中也有些是虔诚的信徒。有些还是牧师的儿子，吃饭睡觉之前，例须祷告一次。全国青年会的组织看到了这是块好园地，很早就在这里成立了支会，归北京青年会学生部直接联系，学生部的“干事”中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现在主持“三自革新运动”的吴耀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时常来校指导工作。当时的经常活动是通过所谓“主日礼拜”、“查经班”以及每年暑假在西山举行的“夏令会”等活动，来传播基督教教义，巩固原有的信徒，吸收新信徒。前两种活动的主领人员，亦即宣扬教义最有力的人员，当然以来自“美阑地”的教师为最多，也有圣约翰等大学毕业的中国教员，如林语堂之流。参加“查经班”的同学还不少，其中有的怕人批评，说是借此多个练习英语的机会。但也确有为了练习英语，参加进去的。至于领班的人往往以英语为“饵”，来钓取学生，是不消多说的了。夏令会则由北京青年会主办，报名参加的不限于清华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