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师生娱乐活动中也没有很大的地位。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当时电影还一般的不发达，城里虽已有电影院，由于交通关系，进城观看的例子很少听见。学校与学生团体在这方面从未作过任何安排。但当我在校的最后两三年内，即一九二〇年起，突然有了些“发展”。① 几个河南同学，是一家的兄弟叔侄，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和条件，一面从城里搞到了片子，一面取得了学校的同意，借用当时的礼堂，即后来称为“同方部”的那座建筑，作为演出场所，居然一周一次地开业放映起来。可怪的是，学校并没有招商承办，而平白地多了这一行私营企业。这家弟兄叔侄无疑地掌握着这企业的全部权利，接洽片子，张贴广告，卖票收票，真是经营奔走，不遗余力。放映的又是什么片子呢？美国片子是不消说得的了。美国的哪一类片子呢？如今虽事隔四十年，大家还留着极深刻的印象的一例是一系列称为《黑衣盗》（The Hooded Terror）的片子，一续、再续……十几续，前后不知演了多少场，每场总是满座。这片子的内容，顾名思义，便知非奸即盗，充满着极不健康的刺激与诱惑。但学校始终不管。教师们，即在一个教数学的美国教师的儿子按照这张影片所传授的手法开始盗窃行为之后，也还不管。最后，我们一个爱管些闲事的小团体，其中包括闻一多先生，终于忍不住地出头管了一下。我们利用《清华周刊》和其他方法，一面主张非带有教育意义的片子不得上演，一面发动同学对诲淫诲盗的今天所称的黄色片子，共同抵制，来逼使这一家学生商人不得不改换另一路质量的片子。小小的运动算是成功了，但在改换片子后的最初几场里，观众毕竟少了许多，学生商人的利润显著有了下降。记得我第一次恢复观看而买票入场的时候，收票的那个同学狠狠地挤了我一下。但有趣的是，事隔六七年，我已回国而在上海工作，这个收票的老板同学从美国回来，在赶回河南老家之前，却选择了我的家作为寄放行李的场所。件数很少，书籍衣服而外，似乎没有其他东西。我当然表示同意，相信在他的观感里，我毕竟还是够朋友的。
也曾搞些所谓社会服务的活动：一部分同学，老成些的，有些相信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论”，有些是认真的基督教的信徒，这两种人就是这方面的课外活动家了。他们主要是在校内或校园附近做些普及识字的工作。当时的学生，除了为观瞻关系，用学校所配买的床单，早起把自己的床铺盖上而外，是完全不劳动的。因此，各式各样的“听差”，或后来改称的“工友”就多了，加上厨丁、厨役、木匠、铜匠、水电工、园丁、火夫、清道夫、理发匠、“美国地”各家的“西崽”，以及住在校外的洗衣工、成衣匠……数目更加庞大。清华全部师生职员，起初不过四五百人，而直接为他们服务的劳动人口，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是这个数目的好几倍，他们几乎全都没有文化，很少几个认得字。于是，校内，就搞起了夜校；校外，如城府、三旗、西柳村、大石桥等村落，办起了些露天的识字班。每当夕阳西下，就有同学轮班出动。为了夜校，学校也出些钱，供给些现成的设备上的便利，至于校外，则物力人力几乎全部是同学自愿提供的了。回忆在校八九年，部分同学有机缘和穷苦的劳动群众直接打些交道，似乎只有这一个方面，而劳动群众，在当时的觉悟程度之下，也还欢迎这种零星的努力。记得在高等科的理发室里，好几年挂着今天全国政协委员陈鹤琴先生的一张照相，而陈先生便是这方面最出力的同学之一。因此，尽管离校已经多年，还有人惦记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