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运动”到“六三索薪 (3)

有一件事情,可算五四运动里的插曲吧。在风潮高长〈涨〉的时候,我是每日从早晨八时晚六时,有时直到八时以后,都在沙滩北大第一院(文学院)三楼临街中间一间教员休息室呆守着,为了保持各方的接触。有一日,我已回家晚饭,忽然得到电话,是休息室工友打来,叫我去开会。我想,有什么会?向来有会,我总事前接洽的,这是什么会?但是不好不去。到了第一院问起工友,他只对我说:“东屋里开会啦,有人在签名啦。”我过东屋去一看,长桌上摆了一本簿子,写着“北大迁往上海,教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原文记不清了,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员学生签上几个名字,我还记得有五四运动的“巨子”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的大名。我想,这真怪事!是什么人的主张?我便退回休息室,且看动静。一忽儿刘文典先生来了,他说:“开会?”我说:“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往东屋里看一看。”他听我的话有点蹊跷,一看便来问我:“你看怎样?”我说:“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要在黑暗里的。”他转身便走。第二日,他来告诉我:“昨晚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独秀,他说:‘你的话很对。’他已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果然,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

但是,五四风潮算告结束,蔡先生却回了绍兴,不肯再做北大的校长,因此,各大学的校长也不敢“复职”。各方又费了一番心思,终究由校长方面挽留蔡先生的代表汤尔和替他出上一个主意,叫他的学生正在江苏教育会办事的蒋梦麟做代表,替他回校办事。可是,蒋梦麟先生在北大里毫无根瓣,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先生代办校长的职务?北大里原有几位怕江苏教育会来抢北大的,便放了空气;可是,蒋梦麟先生已经到了北京。假定不让他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仍旧妨碍了大局,又是我在里面疏通疏通。幸而蒋梦麟先生很识相,在某晚出席教职员会上很谦虚地说:“蔡先生派他来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因此,大家也没有怎样他,只得在评议会上通过了聘他做教授,担任总务长,从此蔡先生离开学校的时候,蒋梦麟先生就代理校长了。

评议会是北大首先倡办的,也就是教授治校的计划,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预算两项。聘任教授有一个聘任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查,评议会通过,校长也无法干涉。教授治校的精神就在这里。表面看来,校长只有“无为而治”,什么权力好像都被剥削了;但是,北大在连续几年风波动荡里面,能够不被吞没,全靠了他,后来北京师大等校也仿行了。我算不断地被任为评议员,直到十五年张作霖踞北京,我离开北大。

五四运动后安稳不到一年,北京大小各校教职员因挨不起饿,发起了一次“索薪”运动。这时,因五四的经验,大家都晓得组织的重要了。运动开始,便组织了“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除了私立各校以外,大、中、小几十个学校都联合了,声势自然不小。我呢,又被举做了主席。这时,我真要红得发紫,因为我兼任高师、医专的教员,所以,不但北大教职员会是我主席,高师、医专也硬把我推上主席,因此,我办事很有把握,而学生联合会又有了紧密的联系。政府觉得很讨厌,就用分化手段来对付我们,把京师学务局管辖的中小学分化了出去,我们也用一点手段,对付政府当局。当时的政府当局还晓得老夫子不好过于得罪的,对于我们的要求,三件敷衍两件,我们也将就了事,算没有把一个团体公然崩溃,我也得了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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