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情，可算五四运动里的插曲吧。在风潮高长〈涨〉的时候，我是每日从早晨八时晚六时，有时直到八时以后，都在沙滩北大第一院（文学院）三楼临街中间一间教员休息室呆守着，为了保持各方的接触。有一日，我已回家晚饭，忽然得到电话，是休息室工友打来，叫我去开会。我想，有什么会？向来有会，我总事前接洽的，这是什么会？但是不好不去。到了第一院问起工友，他只对我说：“东屋里开会啦，有人在签名啦。”我过东屋去一看，长桌上摆了一本簿子，写着“北大迁往上海，教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原文记不清了，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员学生签上几个名字，我还记得有五四运动的“巨子”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的大名。我想，这真怪事！是什么人的主张？我便退回休息室，且看动静。一忽儿刘文典先生来了，他说：“开会？”我说：“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往东屋里看一看。”他听我的话有点蹊跷，一看便来问我：“你看怎样？”我说：“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要在黑暗里的。”他转身便走。第二日，他来告诉我：“昨晚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独秀，他说：‘你的话很对。’他已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果然，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
但是，五四风潮算告结束，蔡先生却回了绍兴，不肯再做北大的校长，因此，各大学的校长也不敢“复职”。各方又费了一番心思，终究由校长方面挽留蔡先生的代表汤尔和替他出上一个主意，叫他的学生正在江苏教育会办事的蒋梦麟做代表，替他回校办事。可是，蒋梦麟先生在北大里毫无根瓣，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先生代办校长的职务？北大里原有几位怕江苏教育会来抢北大的，便放了空气；可是，蒋梦麟先生已经到了北京。假定不让他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仍旧妨碍了大局，又是我在里面疏通疏通。幸而蒋梦麟先生很识相，在某晚出席教职员会上很谦虚地说：“蔡先生派他来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因此，大家也没有怎样他，只得在评议会上通过了聘他做教授，担任总务长，从此蔡先生离开学校的时候，蒋梦麟先生就代理校长了。
评议会是北大首先倡办的，也就是教授治校的计划，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预算两项。聘任教授有一个聘任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查，评议会通过，校长也无法干涉。教授治校的精神就在这里。表面看来，校长只有“无为而治”，什么权力好像都被剥削了；但是，北大在连续几年风波动荡里面，能够不被吞没，全靠了他，后来北京师大等校也仿行了。我算不断地被任为评议员，直到十五年张作霖踞北京，我离开北大。
五四运动后安稳不到一年，北京大小各校教职员因挨不起饿，发起了一次“索薪”运动。这时，因五四的经验，大家都晓得组织的重要了。运动开始，便组织了“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除了私立各校以外，大、中、小几十个学校都联合了，声势自然不小。我呢，又被举做了主席。这时，我真要红得发紫，因为我兼任高师、医专的教员，所以，不但北大教职员会是我主席，高师、医专也硬把我推上主席，因此，我办事很有把握，而学生联合会又有了紧密的联系。政府觉得很讨厌，就用分化手段来对付我们，把京师学务局管辖的中小学分化了出去，我们也用一点手段，对付政府当局。当时的政府当局还晓得老夫子不好过于得罪的，对于我们的要求，三件敷衍两件，我们也将就了事，算没有把一个团体公然崩溃，我也得了一个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