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年春天，大家又不耐饥了，而且实在没法维持了，而且也觉得政府对于教育满不在意，只是做他妆点门面的工具。因此，除索薪以外，还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并且拒绝了他们敷衍的办法，罢课相持，直到六月三日。那时，教育部长早已没有人敢做，由一位教育厅长马邻翼升任次长，代理部务，这位马先生忒大意了，不但毫无预备，冒冒然来就职，而且对几十个老夫子的代表礼貌不周，已经引起了反感，他又大胆地答应了发还积欠薪金，他并不晓得积欠薪金总数有七八十万，政府是无法筹措的，而且他并不先查一查，各校教职员一再地辞职在先，才后“索欠”的，他不经过慰留，便许发清“积欠”，这样，便激动了大家必须叫他立刻发清，自然是办不到的；同时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澐也不会应付，早为教职员所不满；所以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上年分手的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地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上万的人，都齐集在教育部内外，请马代部长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马先生倒并不推辞，可是，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枪击，我是以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的身分，走在上万的教职员学生前头，就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青脸肿；（沈士远先生也是被打的一个）徐世昌还要非法惩办我们，我们受伤的住在首善医院，被他派下等特务看守住了卧室。但是，人家劝他不可大意了，教书先生惹不得的，何况实在是政府对不起他们，他才走向法律路上，说我毁坏他的名誉，（这是他要法律解决，法官说：“无罪可附，只有这样的一个罪名还可以办。”）向法院起诉，前清皇帝载湉曾告章炳麟先生到上海会审公堂，这番我被大总统告到法院，也可入了“同书”。结果，我们固然白挨了打，（首善医院的医药费倒是教育部担负的）他也失败了，因为我已设法迁入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我要谢谢一位徐鸿宝先生，他是替我设法，而且护送我到医院的）。法院没法“传案”，而且各校教职员说：“要‘传案’大家都到！”后来因暑假已过，非开学不可，由各大学校长等和教育部商量，拉了两位做过国务总理的，一位汪大燮先生，一位孙宝琦先生，还有一位是清朝广西布政使，辛亥革命做了广西都督的王芝祥先生出来转圜，他们三位先到医院来慰问，才后法院派了法官，便衣私入医院，用谈话式问了问，就算了案。
六三事件的规模，实在远过五四运动；因为实际上有革命意义的，而且也“事闻中外”，国内教育界没有不给我们援助，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也给我们正式的援助，北京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后来徐世昌又被他的部下一逼，溜之大吉地下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