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
三十一年2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杂志》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属为纪念之文。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余个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东西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民五年），清室复辟运动（民六年），此伏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是蔡先生作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钜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地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