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先生近年来，以年纪高，精力不似从前，不多问事，所以这次在香港逝世，其直接影响于国家大局者不甚大。然而观于香港以至各地追悼纪念之热烈与普遍，则先生向所影响于社会者之深且巨，却从可知矣。实在说，二十多年来社会风气的转变，人才学术的盛衰，殆系于先生一身，真不是什么轻易的事！
蔡先生所给社会的影响，本不仅二十多年。譬如六十多岁的黄炎培先生都述说他如何身受先生的启发陶铸（见16日本报《奉悼我师蔡孑民先生》及22日本报《敬悼吾师蔡孑民先生》），就是一个例证。然而我却从二十多年来说的，则是为了先生自民国五年后长北京大学，那深且巨的影响实发生在此的缘故。“饮水思源”，我愿将二十多年间的事，倒溯着想一想。
今日国民党领导全国抗战的局面，不是继承着十七年北伐完成的统一局面而来的么？而那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呢？不是由于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容共，而后开出的新局面么？至于国民党改组呢，就世界潮流说，是受苏联革命成功的影响；就国内说，则很密切地为民八九以来“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所谓民八九以来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则正是蔡先生长北大后所发生的东西。现在年年还纪念的“五四运动”，不过是新文化运动中间的一回事。“五四”那一天的事，意义并不大，我们是用它来纪念新文化运动的。
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深巨，大概今日年在三四十以至五六十的人都曾亲切尝受的。那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事。譬如说我们今日正在创造新中国，将来要有个新中国出现；那么，后来作史的，一定要从那时叙起。新文化运动表见于文字上的，是那时起风行到今的白话文。其实并不只是“文学革命”而已，而实有一种新人生新政治新经济的要求。从这种要求，就不到创造出新中国不止，像是今天领导抗战建国的国民党，实在是从这时以后，受到这影响，才有一新生命，以一新姿态而出现。至于今天的共产党呢，那真是从这里才有的产物。
现在的人，假使不是年纪太小或太老，都能回想民八九以后那一段新风气。那新风气，就是喜欢谈思想，谈学术。报纸竞出副刊（如《学灯》之类），人们竞着结学社，出丛书，竞着办大学，请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等等。始于文学、哲学，而归于社会问题、政治、经济。这新风气，怕无人能否认是自北大发动；而北大之所以如此，则民五以后蔡先生来主持的结果也。风气的创发，自然不是蔡先生一人所能为，例如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都是些先锋。然而他们都是由于蔡先生的引进与护持，其功还在蔡先生。像梁任公先生原是距今四十年前开新风气的人物，然而在这一段，他却是跟随着加功尽力的人而已。其余的人更不必说。
讲到学问上的成就，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敢随便说蔡先生如何如何；讲到社会他给的影响，则二三十年来的思想界教育界学术界明明因他老先生而变化迁进，并且从这变化迁进影响到社会的一切，影响到政治以至国家前途，却又是人所共见，而不待我赘言的。
近处看，政治的力量极大，像是能支配一切；而其实政治还为学术思想所左右，视一时人才为隆污，人才不尽出于学术，却每随一时风会思潮以俱来。试看今日无论在那一方，好多人物几乎都是二十年前那时孕育茁长的，其中不少还是直接出于北大。我不能说民八九年在学术上可称为“盛时”，然而那时教育界学术界思想界气象活泼，总是真的。我更不敢说今日人才如何盛，然而那时眼前的几个人总是自那里来的。假如说开风气，育人才，为贡献于国家之最大者，则二三十年来总要数蔡先生为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