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曾是中共情报工作高层的神奇人物潘汉年，游走于香港、上海、延安之间，他和他的手下，打进日伪和国民党高层，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做出重大贡献，解放后官至上海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妻子董慧是香港著名商人董仲伟的千金，也积极协助潘做情报工作。但潘汉年却是解放后第一个最著名的悲剧人物，被毛泽东点名而长期系狱。最后夫妻双双枉死，直到1982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本来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枉死的何止千万！而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害致死，潘汉年又算得是什么。但他的冤案，却是最早的最高法院奉命办案，一再判刑，终于迫害致死的典型例子。
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曾汉周曾说过：“潘汉年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明白，但在当年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我们法院是奉命办案，有什么办法！”
潘汉年的冤案
曾汉周后来又多次提及潘汉年案，他说：“潘汉年案错判，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应该让人们，特别是法院的审判人员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会错判，这对改进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实现真正的独立审判是有益的。”
潘汉年案为什么会错判？一句话，就是毛泽东下了“最高指示”。后来江青又插手，通过“文革”中主管公检法的谢富治把假释中的潘汉年，又重新抓了起来。1960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潘汉年15年有期徒刑，并裁定假释，就是去农场监督改造。1970年，未经法院审判，只是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政治权利。经中央批准，立即执行。1975年又再做出维持原判的决定。
人治凌驾法治
潘汉年案暴露了中国不健全的法治传统，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
如果说解放初期法治不健全是情有可原，如果说在毛泽东当政时期，他的一言堂和绝对权威凌驾于法治之上，那么，到了今天，法治精神有了进步了吗？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通过了几百部法律，从刑法到民法，从经济法到社会法，大至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可谓大小俱备，法规齐全。但是有法律是一回事，有法不依、知法犯法、执法枉法等等的事例却不断发生。直到最近的法院工作报告，仍然提出存在裁判不公的问题。
司法机构受制于党政领导
如果说潘汉年案件是毛泽东一锤定案，这是最高领导人的决定。那么，到了现在，各级领导人干涉司法独立却不是个别的。在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听到不少司法机构人员的诉苦，说各级法院却隶属各级党委，而且运作经费、工作人员的房子等福利都由政府供给。党委、政府官员的话你能不听吗？案子如果涉及党委及政府部门的人员或亲属，他们一发话，法官便处于两难的境地。这还是对正派的司法人员而言。有的同流合污，有意执法枉法的，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老早就有人建议，各级司法机构，应直属中央司法部门，经费以及各项福利，都由中央司法部门发放，这样才能避免了地方党政机关干涉司法的现象。
司法独立是政改的重要一环，中国要进行政治改革，其中司法独立应该是一个重点。
遗憾的是，人治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过去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领导人讲话”，今天在某些地方仍然是现实的政治生态。但是，如果没有司法公正，人们便没有安全感，社会也不能达至和谐。古人祈求出现“包青天”，今人又应该祈求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