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为自己和迪恩的行为辩护，他承认，作为一位热爱故土的叙拉古公民，迪恩也许以一己热望误导了乃师，使柏拉图误以为有可能改变小戴奥尼素，并在种种努力付诸东流后认为自己有义务弃笔从戎。但是，柏拉图确信，迪恩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让他为之反抗的暴虐进入自己的灵魂。政治上的败北与死亡都不可耻，只要一个人能够免于暴虐的侵扰。小戴奥尼素永远不会理解这一简单的原则。他的确活了下来，但不过是苟且偷生罢了，而迪恩则怀着对真理和城邦的忠诚，死得光荣。“为了追求个人与国家的最高目标，慨然接受命运给予的一切，这是全然正确而光荣的行为”，这是柏拉图对朋友的一生所做的盖棺定论。
叙拉古的诱惑对一切有思想的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强大的，这在情理之中。人们无需接受萨特关于知识分子是英雄的自恋迷思，就可看清柏拉图在很久以前就看明白了的事：在对真理的向往与献身“城邦和家庭的良好治理”的欲望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灵上的关联。然而，正因为柏拉图看出了这一欲望终究是“欲望”，——作为一种欲念，它有可能演变为莽撞的激情，所以他对其破坏性的潜力保持警觉，并念念不忘如何用健全的智识和政治生活来驾驭它。人们也许忍不住要说，这种对心灵如何处理观念的至上的自觉，正本清源地把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家与一众现代知识分子区分了开来。在思考20世纪的亲暴政思想并从中汲取教训的时候，我们保持同样的自觉是一种明智之举。
在欧洲史上，难以找到另一个世纪比20世纪更能激发思考着的心灵的激情并将其带入政治灾难。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第三世界主义——许多主义都源于对暴政的仇恨，所有的主义都能怂恿可憎的暴君，使得知识分子对暴君的犯罪视而不见。我们有可能将这些潮流视为宏大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将其归因于推动事件及其解释的外在力量。但是，无论我们对这些力量做怎样的反思，我们还是远远不能把握欧洲知识分子内心的自我挣扎，以及他们用以维系幻象的诸多策略。
今天，当我们阅读他们的著作并努力理解其行为的时候，我们需要克服内心的厌恶之情，直面亲暴政的心灵中涌动的更深层的内在力量，进而直面我们自己的心灵。20世纪的种种意识形态投合了某些知识分子的自负和不加掩饰的野心，但也阴险狡诈地投合了正义感和对专制的仇恨，并灌输给我们，如不加控制的话，它们会将我们完全俘虏。对那些被俘虏的人来说，诉诸节制和怀疑主义会令人觉得怯懦无力，因此这样做的欧洲知识分子——如阿隆——就会招致充满仇恨的攻击，遭到背叛天职的指斥。这些人未必是古典意义上的哲学家，但的确表现出了冷静与从容，而这正是柏拉图用以区分真正的哲学家与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标准。
疑难案件造就了坏的法律，法官这么认为。那么，也许，我们应当对欧洲知识分子的政治错误视而不见，结合20世纪的极端情境努力去理解他们，并期盼风平浪静的未来。我们的历史学家或许强烈地感受到了诱惑。但是，如果他屈服于这种诱惑，那他就犯了大错。暴政并没有死亡，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我们的灵魂中。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也许已成为历史，但是，只要人们思考政治——只要人类的思考没有终结——那么服从于某一理念的诱惑就还会存在，激情就会让我们看不到其中的暴政潜能，并使得我们放弃自己的首要责任，亦即控制内心的暴君。
20世纪的事件仅仅是以极端的方式展现了知识分子的亲暴政思想，其根源在不那么极端的政治情境下也并没有消失，因为它们原本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倘若我们的历史学家真的想要理解“知识分子的背叛”，那么他要去检视的地方就是——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