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类暴君并不多见，他们对权力的控制也往往不堪一击。苏格拉底认为，存在着另一个更为常见的由暴虐灵魂组成的阶层，但他们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作为教师、演说家、诗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分子进入公共生活的。这些人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已被思想“灼伤”了。一如小戴奥尼素，这类知识分子对心灵生活富于激情，但与哲学家有别的是，他不能控制激情；他冒冒失失、充满狂热地投入政治讨论、著书立说、发表演讲、提出建议，其间，他的无能与不负责任的特质暴露无遗。这些人自诩为独立的思想家，其实他们不过是受心魔驱使、渴望赢得浮躁的公众认可的普罗大众罢了。这些人的听众通常是青年，他们或许会感到内心激情涌动；这种感觉有其裨益之处，一旦疏导得当，就会赋予青年荣耀，给城邦播撒正义。然而，如果青年们意欲将激情完全用于正道上，就需在智识上接受自我控制的教育。
苏格拉底很明白这一点。但这些知识分子缺少苏格拉底的谦逊和教育关怀，他们的声誉依赖的是对激情的刺激而非疏导。苏格拉底指出，在致使民主沦为暴政的路上，这类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他们驱使年轻人的心灵走向狂热，最终其中的一些人——也许是最聪明、最勇敢的那几个——会将思想付诸行动，并在政治上实现其暴政野心。这类知识分子心满意足地看到自己的观念发生了效用，便摇身一变为暴君的御用文人，一俟暴君掌权便创作“暴政颂歌”。
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引入了令人愤慨的“哲学王”的概念，以便让他的对话者们摆脱在思考知识分子与暴君关系方面止步不前的局面。哲学王——无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教养的——将会把知识分子与暴君一并摒弃。哲学王是一个“理念”，这里的“理念”不是现代意义上需求实现的某种合理的思想目标，而是苏格拉底所称的“梦境”，提醒我们哲学生活和政治需要若要取得一致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改革暴政或许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但智识上的自我控制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当知识分子发现自己陷于政治与智识上的腐败之际，智识上的自我控制就会引导他做出第一选择，即抽身而退。谈到居于不完善城邦中的真正的哲学家，《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将他的命运比作“一个身陷野兽群的人，他既不愿混迹于其中行不正义，也没有强大到足以抵抗所有野兽的地步”。哲学家将这一切都考虑了进去，于是，他保持：平静并照看好自己的事情——正如一个处在风暴中的人，当风吹来尘土和雨水的时候，他只能站在矮墙下躲避。看到别人无法无天，他对自己可以过完全摆脱不正义和邪恶行为的生活而感到满意，并怀着崇高的希望优雅而欢欣地抽身而退。这是否意味着柏拉图所想象的哲学生活是完全不参与政治的呢？恐怕不是。在发表了关于风暴中的哲学家的演说之后，《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接着说，这样一个人过的不是最好的生活，因为只有在一个善好的城邦中，“他才会获得更多，既独善其身也兼济天下”。进而言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真实生活中的苏格拉底因为反抗暴政而被处以死刑，他对抗的并非外显的政治表现，而是暴政在人的心灵中的心理根源。苏格拉底本人所表征的哲学生活首先就是反暴政的生活，这是一种高贵的生活，因为它对自身的暴虐倾向怀有最高度的自觉。
正是这种自觉区分了叙拉古的柏拉图和迪恩的行为与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言行。因为柏拉图和迪恩已追随苏格拉底的范例，清除了自己灵魂中所有的暴虐，所以他们能够理解戴奥尼素统治的本质所在，他们为叙拉古免于暴政所做的种种努力也都是正当的。柏拉图和迪恩都希望，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戴奥尼素能够转向哲学并看清自己行为之不义、著述之愚蠢。他们寄望于以言词而非刀剑与暴政搏斗。他们失败了，并在余生分道扬镳，柏拉图回到了雅典，而迪恩走向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