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记忆犹新的历史上，海德格尔不过是20世纪中最为戏剧化的例子，表明了爱智慧的哲学何以沦为对暴政的亲和。
但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们的历史学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去考察观念史，他基于以下假设：知性上的亲暴政与现代的暴政实践有着共同的知识根源。他会发现，论及现代政治思想的许多学识渊博的研究都做了这样的假设，并采取同一进路，亦即将欧洲思想传统划分为截然不同的潮流，并把其中一种标定为亲暴政的那个。启蒙运动是这些研究最中意的靶子，19世纪以后，研究者普遍认为：是启蒙运动将欧洲社会的复杂根源从基督教宗教与传统的沃土中拽出来了，并鼓舞了根据单一的合理秩序观念重塑社会的傲慢试验。
在这一图景下，启蒙运动不仅催生了暴政，而且它在思想方法上就具有暴政特质。它兼具绝对主义、决定论、不灵活、不宽容、冷酷无情、傲慢自大、盲目这种种不是。这种描述源自以赛亚·伯林的著作，他在战后就思想史撰写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文章，在哲学上对现代暴政的理论和实践做了迄今为止最为精微的研究。伯林最关注的是他在西方主流传统中辨识出的对多样性和多元主义的敌意，这始于柏拉图，于启蒙运动中在思想上达到顶点，最终在20世纪导致了政治上的后果。这一思潮的基本假设就是：所有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只有唯一的正解，通过理性可以获致那些答案，而所有的这类真理都必然是兼容的。古拉格和死亡集中营就是建立在这些假设上的。用伯林的话说，启蒙运动创设的理念“使得在我们的时代，为之牺牲的人们或许比人类历史上为了任何别的理由而牺牲的人都多”。
这不失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叙事。问题在于，正如我们的历史学家无疑会看出的那样，它与治思想史的历史学家给出的另一种叙事是冲突的，他们就知识分子对现代暴政承担的责任得出了别的结论。第二种叙事关注的是宗教的推动力而不是政治概念，关注的是人类生活中非理性的力量而不是理性的要求；人们也许会说，思想史的这种写法可能出自陀斯妥也夫斯基，而不是卢梭。在“二战”刚刚结束的年代，西方历史学家较为关注宗教中的反理性主义，他们更多地认识到了现代暴政的理论与实践和宗教现象之间的联系，后者如神秘主义、弥赛亚信念、千禧年说、犹太教神秘哲学、天启思想。他们在革命者和人民委员的心灵中看出了一种古老的非理性吁求，即在世俗世界中加速天国的降临。在《追寻千禧年》（1957）中，诺曼·科恩为这一进路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学基础。他阐明了欧洲11—16世纪期间革命千禧年说与神秘无政府主义乍然出现的重大意义，对那时和20世纪的末世论狂想做了比较。
以色列历史学家雅各布·塔尔蒙在其著作《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2）和《政治弥赛亚主义》中将上述进路与当今时代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与以赛亚·伯林不同的是，他认为18—19世纪欧洲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特征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充斥于现代民主观念中的宗教狂热和弥赛亚期盼——理性主义本是可以导向自由主义的。在法国革命引起的狂暴中，理性不复理性，现代人失去了对来世的传统信仰，民主于是成了宗教替代品。塔尔蒙认为，只有在宗教的话语中，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民主理念何以演变为20 世纪的血腥暴政梦魇。
显然，这种叙事也能自圆其说。但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会选择告诉我们哪一种叙事呢？如果他像大多数历史学家那样选择现代暴政，他的哪些思想和政治方面更值得我们注意。如果他试图对以下种种行为的残酷性有独到的理解——苏联“计划”的残酷、纳粹令人齿冷的清洗犹太人的高效计划、柬埔寨有组织的自我破坏、灌输意识形态的规划、妄想狂般的告密者和秘密警察网络——如果他想解释这些暴政行为是如何被构思和捍卫的，那么他也许忍不住要谴责那种扫荡一切障碍的无情的理性主义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