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沿着与促成他第二次旅程相同的理路，柏拉图决定第三次去叙拉古，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叙拉古之行。柏拉图下车伊始，就发现这个君主变得越发傲慢了，他现在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哲学家，据说已着手写一本书，这种东西是柏拉图这样的辩证论者绝不会写的。这项事业失败了，柏拉图除了自责之外，不曾批评任何人：“我生自己和那些要我来的人的气，但没有理由生小戴奥尼素的气”。迪恩就没有这么乐观了。在柏拉图最终离开三年后，他带领雇佣兵袭击叙拉古，解放了城邦，并驱逐了小戴奥尼素。但是又三年之后，他自己也遭背叛并被谋杀。在一系列的暴力政变之后，小戴奥尼素重新登上王位，却最终被叙拉古的母邦哥林斯的军队放逐。小戴奥尼素得以生还，并回到了哥林斯，据说他在余生开办了一间学校，教授自己的学说。
小戴奥尼素是我们的同代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他有许多名字，不胜枚举：列宁与斯大林、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胡志明与波尔布特、卡斯特罗与特鲁希略、伊迪·阿明（Amin）与博卡萨（Bokassa）、萨达姆（Saddam）与霍梅尼（Khomeini）、齐奥塞斯库与米洛舍维奇。在19世纪，乐观的人们相信，暴政已经终结。无论如何，欧洲已经进入了现代，而所有人都明白，附着于世俗的、民主价值上的现代复杂社会是绝不能用老式的专制手段统治的。现代社会或许依然不脱极权主义的色彩，官僚机构是冷冰冰的，工作场所是残酷的，但它不可能是叙拉古意义上的暴政。现代化让关于暴政的古典概念变得过时，此外，当欧洲以外的国家完成现代化的时候，它们也会迎来后暴政的未来。今天，我们已知道这一论断何其错误。古时候后宫三千、侍从成群的现象的确已消逝在历史中，但宣传部长、革命卫士、毒品巨头和瑞士银行家正粉墨登场。暴君没有走远。
戴奥尼素的难题犹如创世记一样古老，但关于他智识上的党徒的难题却历久弥新。20世纪的欧洲大陆产生了两大专制制度，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我们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亲暴政的知识分子。其中几位大思想家的著作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是有意义的，但他们当初不惮于在言行上公然支持现代的戴奥尼素们，他们的事迹是不光彩的，其中包括纳粹德国的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施米特，匈牙利的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等等。在铁幕的两边，都有许多人在并没有很大风险的情况下，加入了法西斯党，他们或是出于选择上的亲和性，或是出于职业上的抱负，有几位还一度在第三世界的丛林和沙漠中度过了一段戎马生涯。那么多人都前往建立在莫斯科、柏林、河内、哈瓦那的叙拉古城朝圣。他们是政治上的窥视癖者，经由精心的算计，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
这主要是因为，欧洲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待在书斋内神游叙拉古，并用有趣的、时而闪烁智慧的想法去打发那些民族的苦难，他们永远不会正视那些人的眼睛。杰出的教授、天才的诗人、著名的记者，他们用自己的天赋努力说服所有可能的受众去相信，现代的暴君是解放者，只要透过恰当的视角，就可看到，暴君们无意识的犯罪是高贵的。如果有人想写一部诚实的20世纪欧洲思想史，那么他真的要有很好的耐力，得忍住别吐。
他还需要点别的。他需要克服厌恶之情，去发掘这一奇怪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的根源所在。到底是什么促成了20世纪的思想界对暴政的捍卫呢？西方政治思想源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暴政的批评与他对叙拉古的失败之旅，它又何以会走到恭敬有加地主张暴政是好的甚至美妙的这一步呢？我们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这些大问题看作不寻常行为的孤立个案，他将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普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