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在其所写的简短的《哲学自述》中描述了自己对海德格尔交织着惊奇与怨怼的感情：透过海德格尔,我在同代人身上看到了那种通常只能在历史上发现的“某种特质”,而那对哲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认识到了他的深刻,但也发现了别的我难以形容、难以接受的特质……有时，他仿佛魔鬼附了身……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对他的友爱与疏离构成了紧张：一边惊奇于他的才华，一边拒斥他不可理喻的愚蠢，我感到与他共有某种哲学基础，又隐约觉得他对我的态度与我对他的截然不同。 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 （Munich: Piper， second edition， 1984）， pp. 95，97-98. 雅斯贝尔斯于1953年写作了《哲学自述》，这些话见论海德格尔的那一章，但就在书出版前，他删除了该章。《哲学自述》的第二版则予以收入。尽管雅斯贝尔斯心中存有疑问，他还是相信海德格尔的品质及其哲学著作的成就，并鼓励海德格尔把握成名的机会，在大学改革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1931年，他写信给海德格尔说“从长远看来，哲学在德国各个大学的未来将由你来决定”，海德格尔显然对此予以认同。
今天已广为人知的是,海德格尔于1933年4月离开了他在黑森林中的小木屋,就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并于5月加入纳粹党,在校长的职位上待了一年。多年以来,人们普遍接受了海德格尔自己对这一时期的说法。很多人相信他接受校长职位是迫不得已的,相信他曾试图限制纳粹对学术的伤害，保护犹太人，并因离职感到解脱，更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他很快就对通过纳粹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景感到了幻灭。但最近二十年来，充分的资料浮出水面并构成了确凿证据，让人们得以了解真实发生的一切，这些事实已获普遍认可。许多值得称道的著作论及了这一主题，如Victor Facías， Heidegger and Nazism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Hugo Ott，Martin Heidegger: A Political Life （Basic Books， 1993）; Günther Neske and Email Kettering， editors， 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Paragon House， 1990）; Richard Wolin， editor， 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A Critical Reader （MIT Press， 1993）。参见Thomas Sheehan， “Heidegger and the Nazi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6， 1986与“A Normal Nazi，”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4， 1993。现已明了的是，海德格尔至少从1931年年末起就公开表示对纳粹的支持，校长职位也是他积极争取来的，获得任命之后，他即不遗余力地投入了对大学的“改革”，并在德国各地举办宣传性的讲座，讲座结束之际总不忘高呼“希特勒万岁！”
海德格尔在私人领域的行为也同样是可鄙的。他跟包括自己导师爱德蒙·胡塞尔在内的所有犹太同事都断绝了关系。(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甚至删除了《存在与时间》中献给胡塞尔的致词,后来又悄悄补上。)海德格尔在写给纳粹官员的秘密信件中,还动用自己的显赫权势，以政治理由告发自己的同事、未来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赫尔曼·斯托廷格以及从前的学生爱德蒙·鲍姆加滕。即便在离职之后，海德格尔还签署了支持希特勒的声明，并游说当局批准他在柏林成立一个哲学学院。在海德格尔卸任校长两年后的1936年，旧日的学生卡尔·洛维特在罗马与他邂逅，他别着纳粹的胸章，向自己的学生解释《存在与时间》中的观念何以激发了他对政治的参与。
虽然汉娜·阿伦特提醒雅斯贝尔斯注意,但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政治转向起初还是反应迟钝的,他后来才为此感到愤慨。1933年,阿伦特与丈夫流亡巴黎,开始为多个犹太人救助机构工作。离德前夕,阿伦特显然给海德格尔写过信,直截了当地求证关于他“积极参与排犹”并在课程中排除犹太学生的传闻。这些指控并不准确却具有预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