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避免地，阿伦特要反抗加于这段禁恋的束缚，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海德格尔感到愧疚，但试图让她理解自己需要独处以便进行工作，完成《存在与时间》。于是，阿伦特在1926年年初突如其来地宣布她要离开马堡去海德堡，去跟随卡尔·雅斯贝尔斯学习，海德格尔对她这个决定表示赞同。仅仅六个月之后，阿伦特就意志不坚了，她又写信给海德格尔，而海德格尔则在回信中提议见一面。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每当海德格尔旅行之时，他们就小心翼翼地筹划着在旅馆和小镇的聚会，以免被人发现。他们之间依然频频鸿雁传书，交换着照片与诗歌，海德格尔也在信中给阿伦特提出读书方面的建议（他尤其建议阿伦特读克努特·哈姆森 克努特·汉姆森（Knut Hamsun，1859—1952），挪威文学家，1920年凭《大地的成长》（The Growth of the Soil）一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法庭诉讼中，他被判处付给挪威政府一笔足以使他破产的款额，用以赔偿德国侵略政权从他这儿得到的精神支持。汉姆森一生笔耕不辍，对20世纪的欧美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译者注）。
1927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大获成功，他于次年获得了弗莱堡哲学专业胡塞尔讲席的任命。这时，阿伦特所做的一个决定导致了其与海德格尔的决裂。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她写给海德格尔的第一封信中，她写道：“你明白的，我爱你，一如我们相逢的第一日。”她要他相信，她的决定只是为了保护爱情免于世俗的束缚。不到一年后，她与曾是海德格尔学生的冈瑟·斯特恩缔结了不明智的婚姻，并随他搬到了法兰克福。我们无从得知，海德格尔对此有何反应。我们从阿伦特1930年写给海德格尔的一封信中所能了解的是，她曾与斯特恩一道拜访了海德格尔，而这次相遇让她痛苦万分。“看到你的那一刹那，我就无比清楚地明白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容许我说出来，我们的爱情的延续。”但在那次，不知为何，海德格尔与斯特恩一同乘火车离开的时候，没有看到站台上的阿伦特，她独自一人，惆怅满怀。她写道：“总是如此，我所能做的唯有顺从、等待、等待、无穷无尽的等待。”她与海德格尔这一别，就是二十年。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三个朋友与爱者的生活各自平稳地进行着，没有大的变动发生。1929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在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写的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 在多重意义上，这一著作来自她与海德格尔之相遇的启示。随后，她开始写作拉希尔·瓦恩哈根（Rahel Varnhagen）的传记，这本书迟至20世纪50年代才出版。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Ra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e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卡尔·雅斯贝尔斯则在心理学、宗教、尼采诸领域著述颇丰，尽管收到海德格尔的评论之后，他的哲学抱负已有所降低。对海德格尔来说，刚刚过去的魏玛时代见证了他在知识界权力和影响力的巅峰时期。1929年，他应邀访问了瑞士的达沃斯，与受人尊敬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进行论辩，在座的年轻人觉得，海德格尔极为成功地击败了对手，不愧是一流的德国哲学家。这一点不久后就得到了官方的认可。1930年，德国政府前所未有地给予他柏林大学的两个哲学教席，他拒绝了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誉。虽然海德格尔放弃了写作《存在与时间》第二卷的计划，他还是发表了其中的一些片断，这些篇章从一本重要而基本的著作开始，此即1929年就已问世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此外，他在讲座中继续深入探究“存在的问题”。
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这几年里的通信展现了一种真正的友谊，如果说这种友谊较为淡泊，那是因为两人都是已成名的教授，事务繁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