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着手研究一个人的心，我要先看一看他的个人生活。
——卢梭
生命万象，终归于某个中心。
——艾米莉·狄金森
1953年，当时在西方还藉藉无名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出版了《被禁锢的心灵》（The Captive Mind），探讨战后波兰的知识分子们如何顺从于斯大林主义的所谓正统辩证唯物论与社会主义的唯实论。该书正逢冷战登峰造极之时问世，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然而《被禁锢的心灵》绝非仅是一本冷战的宣传册。时至今日，它仍不失为一部令人震撼与不安的作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米沃什选择细述一些平常的案例而不是极端的事件。那些人身受到胁迫甚或锒铛入狱的作家们并没有出现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围追堵截他们的人民委员和官吏们也没有露面。相反，米沃什截取的是四位颇为成功的作家的肖像，细致入微地刻画他们在战前波兰的智识生活与政治历程（通常是处于民族主义和反犹右翼），他们的战争体验（往往是英勇的），以及他们对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调适。在每个个案中，米沃什都聚焦于作家性格里的某一侧面，这一侧面早在其生活的前期便显露端倪，之后更逐渐形塑作家的写作以及政治事业的变迁。我们遇到了阿尔法——“道德学家”；贝塔——虚无主义者，其“虚无源于一种伦理激情，源于对世界绝望的爱”；伽玛——“历史的奴隶”；最后还有诗人德尔塔——“一个游吟诗人”。这些肖像可被作为有关那段暗无天日的历史时刻的文献来阅读，但使之更为刻骨铭心的，当是他们对于人类心理学的深刻洞见。米沃什并未道德化历史进程，他也没有以历史进程的全知全能者自居（战后，他同样也曾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救国之路，并为波兰政府工作，直至1951年向西方申请政治庇护之前，他一直身为派驻华盛顿及巴黎的文化参赞）。他旨在通过例证展示当某种人格、某类思维模式被卷入政治旋风中时所发生的一切。
米沃什笔下的肖像是饱含羞辱的。但他们同时又是令人迷惑不解的。历史捉弄着生活在“铁幕”背后的思想家与作家们，有些人不为所动，倾尽全力抵抗着僭主的威逼利诱，另一些人则不免同流合污。许多人如我们，从未面临过如此抉择，自然很难评判他们的功过。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如下事实：与僭主政治的同流合污同时也存在于那些知识分子未处于危险境地而完全可以自由书写的国家？是什么在诱使他们为现代暴政提供合法性辩护，或者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否认暴政和西方自由社会的本质区别？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整个20世纪被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张开臂膀大加欢迎，正如无数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转变成传统的暴政，给全世界不幸的人们带来灾难。整个世纪欧洲的自由民主被用魔鬼的字眼描绘成僭主的真正家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尊奉资产阶级的（bourgeois conformity），“形而上学的”、“权力的”，甚至是“语言的”僭主政治。这些事实几乎不容争议，对于任何阅读报纸且具有一定道德感的人来说都如此明确。然而，在这些欧洲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些别的什么，一些深层的东西，一些不计后果的思考，一种不负责任（reckless）。我们不免要问，这些思想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政治中寻找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