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词人辛弃疾说当时的情形是“千年田换八百主”，财富流动迅速频繁。时人也都看到，“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就是说，社会地位卑微低贱的人，不一定不会成为地位崇高、尊贵的人；贫寒的人，也不一定不能变为富有。
自古以来认为务农才是“本”，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蔡襄说，“凡人情莫不欲富”，不管是农人、商贾、百工之家都是如此。朱熹跟他的学生谈话时说，“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九渊）家亦作铺买卖”。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从11至13世纪，中国社会的气氛、总体的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同而非常活跃的阶层，这个阶层就是商人。
商人阶层的出现不仅促进都市商业的繁荣，也带动了民间商业的发展。城乡结合部、镇市、墟市、草市等等，活跃兴旺，商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所以傅筑夫先生说，在宋代商业不再只为少数人服务，而是面向广大民众、渗透力很强的大规模商业活动。
海外贸易盛况空前，海上交通发达。以往沟通中原与异域、穿越草原沙碛的“丝绸之路”，在这个时期不再畅通。因此对外交通主要依靠海上的贸易路线，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宋代大宗出口的物品是瓷器，水路贸易具有更大的优势。最近从广东阳江打捞的“南海1号”沉船，大量物品都是瓷器。这条海外贸易路线，从当时宋的东南沿海经过东南亚、南亚，一直延伸到北非、西欧。当然，唐代中外贸易也很发达，但那个时候主要是外国商人到中国来。宋代则有更多的中国商人走上了世界贸易舞台。
宋代货币经济有很大发展。唐代天宝年间，一年的铸钱额大约32万贯。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多达500万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是在北宋时期出现的。
这一时期煤、铁生产也都进入了比较兴盛的阶段。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有一篇文章谈到宋神宗时期，中国全国的铁产量估计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14.5万吨到18万吨相媲美。对于这个数字，中国学者有一些不同的统计。漆侠先生认为15万吨是比较可靠的。另有学者则认为大约在7万吨左右。无论如何，煤铁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当时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明显变化。
总体上来说，宋代的经济发展并不均衡。正如漆侠先生所说，“北不如南，西不如东”。这种格局，一直影响到近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