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现在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苏共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
三、《水浒传》是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巨著
从“逼上梁山”这样一种在中国反复频繁地发生了几千年的社会现象来说，《水浒传》这部小说，似乎成了革命者的圣经，也时刻与“造反”相关。那么，《水浒传》是确实有着改天换地的神奇作用的一部书，还是它只是一部独特的侠义小说，但因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个人爱好，从而被夸大了呢？从历朝历代统治者对这部书的态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水浒传》在元末即已成书，明初始出版发行并大面积流通，明代是一个典型的由农民起义领袖建立的朝代。然而，当明室衰微，腐败横行，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之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始再次威胁政权，《水浒传》在统治者眼中，就成了贻害人心的邪书。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天灾连年，官逼民反。自连续三年遭受干旱，中原地区遍生蝗蝻，粮食数年失收，人民无衣无食，生活窘迫，惨不忍睹。“十四年，旱荒大饥，民父子相食，行人断绝。”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青山等聚众起义，以梁山为根据地，攻破附近城邑，断绝漕运，南北交通受阻，形势很严峻。明廷先后派张国维、周遇吉、黄得功、刘泽清等督师围剿，将李青山众人歼灭几尽，李败走他乡，后被齐翌龙在费县箕山擒获。
在李青山被消灭以后，朝廷总结教训，把责任归结到《水浒传》上。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为陈请焚毁《水浒传》题本：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城、钜、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至六月份，兵部尚书的奏疏内也请求查禁《水浒传》。崇祯皇帝深以为然，他认为李自成的起义也是源于《水浒传》，于是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六月，崇祯皇帝根据兵部尚书的建议，批准查禁《水浒传》：
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钦此。
兵部郎中龚彝迅速贯彻执行，并制定出一系列查禁《水浒传》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