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4)

毛泽东“学梁山泊好汉”一语,说自青年时,却终生实践;在实践中,包含的含义也有所拓展。其中就有学习梁山泊聚义时的平等精神在内,它集中体现在梁山英雄“排座次”以后的一段话语里面。

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怎见得: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梁山泊忠义堂上,号令已定,各各遵守。宋江拣了吉日良时,焚一炉香,鸣鼓聚众,都到堂上。宋江对众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众皆大喜。

这一段文字中“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称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字里行间,表现出不少民主、平等——政治上、经济上乃至人格上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浒传》也有种桃花源的美好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更多的,则是这些有志之士集合在一起,打破现有规则的压迫,尽显开天辟地的英雄主义豪情。

在《水浒传》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口号是“劫富济贫”,义军所到之处,即“开仓”放粮,“赈济满城百姓”。

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了火。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杀的杀了,走的走了,也不来追究。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缎匹绫锦,都装载上车子;又开仓廒,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了,余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号令众头领人马,都皆完备。

在梁山泊内的平等精神,扩展到“开仓放粮”,是农民小生产者最具有革命性的理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为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有“民主性精华”的古典文学作品,它的故事情节“有着民主含义”,所有的这些造反的英雄,从行为上复刻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造反的史实,也从精神上反映了中国农民内心的渴望。在古代的正统价值观上,这些暴民“聚而成匪”,打家劫舍,以暴力的手段不劳而获,但农民造反仍然反复发生,毛泽东从民主的视角解读这种现象的内在合理性,也就把《水浒传》中所蕴含的、作者碍于历史局限性无法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提炼了出来。

对于《水浒传》里的“劫富济贫”,毛泽东在实践中将其升华转换成发动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率领革命队伍上井冈山后,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它与“劫富济贫”这种水浒英雄行为相比有共同性:都是追求平等,都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不义之财”,对付封建地主阶级。但在更深层次上,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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