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时期内，无论什么文化背景的家庭，总是倾向于排斥那些无法行走、无法说话或者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正常思考的孩子，这并不一定是故意的。很多家长无力为残疾的孩子提供充分的保护和呵护，而且一些慈爱而有保护能力的父母在去世之前也找不到人领养他们的残疾孩子。但是有的父母不会善待自己的残疾孩子，而且在自己的家庭之外，残疾孩子也常常会承受嘲讽、无家可归、生活困苦以及暴力行为等磨难。比如，在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4岁的时候被遗弃在一个袋子里，巴黎人曾威胁要活活烧死他。
20世纪，保护残疾人的事业既有进步，也出现过一些悲剧性的倒退。19世纪末，社会改革者采取了一些保护残疾人的措施，把他们集中到收容所里，为他们提供住处、食物和衣服。德国纳粹分子在开始大肆屠杀犹太人之前，就用毒气杀害了德国收容所里的残疾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开始为残疾人建立收容所，并向残疾人提供教育服务，希望他们能重新进入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但是这些收容所，包括代米尔卡皮亚专门机构在内，都变成了残疾人的收容仓库。一些东方国家没有向收容所里的残疾人提供有意义的教育或培训，也几乎没有人重新回到更大的社区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残疾人收容所也存在一些问题。数十年前，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开始将残疾人从收容所转移到能够根据他们的个人需要提供特定帮助的家庭和公寓。照顾他们的人帮助残疾人购买食物、做饭、洗碗、洗衣服、参加培训、找工作、去银行存款以及帮助他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在乔治·索罗斯选择阿里耶·奈尔指导开放社会基金会的20年前，奈尔是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的执行理事，推动建立了一个名叫精神卫生法律项目（Mental Health Law Project）的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更名为戴维·L·贝兹伦精神卫生法律中心。这个组织成为美国国内促进残疾人权利的主流法律机构，史无前例地起诉虐待残疾人的收容所，保护残疾人免遭随意关押。这个中心积极主张让智障人士离开收容所，在社区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而，这样的组织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后，才得以在东欧地区开展工作。新闻工作者进入马其顿、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国家的残障人士收容所之后，这一地区的残疾人遭受的恶劣对待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比如，在普拉塔勒斯蒂（位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东部）的一个收容所里，残疾情况并不是很严重的孩子们披着大衣，穿着靴子，在1990年的圣诞节前夕躺在铁制散热器上面的几块硬纸板上，散热器没有一丝温度。有一些残疾儿童基本上没有衣服穿，在地板上自己的粪便里来回打滚。三四个甚至五个婴儿被放在金属材质的带栅栏的儿童床里，小床就像是马戏团用来圈动物的笼子一样。身着大衣的工作人员把收容所里的人赶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给他们盖上毯子，并监视着他们懒洋洋地坐在地板上，即使电视里人物的说话声或者收音机里传出的歌声也打不破这里的嘈杂。
惊骇不已的外国援助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纷至沓来，个人和组织纷纷捐款。在有些收容所里，散热器开始散发出热量；轮椅、新床和床上用品也有了；墙壁被粉刷成天蓝色或黄色；儿童的玩具堆满了架子。但是，仅仅改善一些收容所的硬件设施，释放一些没有残疾的收容对象，丝毫没有改变数十万残疾人依然被收容的现实：他们依然与社会隔绝，依然被限制在墙壁、栅栏和门房的小范围里。此外，在太多的收容所里，即便最基本的生活环境也没有得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