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这种根本价值与自律性市场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一如波兰尼的时代。我们向发展中国家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但在面对它们最关心的议题，即影响它们生计的经济时，我们却改变声调说：经济铁律让你别无选择，且因你的民主体制可能会坏事，所以你必须放弃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决策权，将之转给一个受国际金融界代表所控制的独立中央银行。而且，为了确定你会根据这些金融界的利益而行动，你被告知必须全心关注通货膨胀的问题，而不顾工作就业或成长。同时为了确定你会按照这些要求行事，你被告知要执行中央银行的规定，像是在固定利率下扩大货币供应。若是这整套方法不灵，就会引进另一套做法，像是“通货膨胀指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简而言之，在这些前殖民地，我们一方面打着民主之名赋权给个人，但另一方面却将之硬生夺走。
波兰尼在本书结论中，很贴切的讨论了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在大萧条时期曾说过：“除恐惧之外，我们一无所惧。”他所说的不止是一般所说的古典自由，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聚会自由、信仰自由等，还包括免于饥饿与恐惧的自由。各种各样的社会管制可能剥夺一些个人的自由，但它却同时能增进其他人的自由。自由地将资本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国家对某些人而言是种自由，但对他人却可能有极大伤害。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都是大规模的“外部性”（large externalities）所致。不幸的是，这种自律性经济的神话，不论是披着自由放任主义的旧外衣，还是现在华盛顿共识的新衣，都无法平衡这种不同自由的需求。这乃是因为贫民面对的不安全感远大于其他人。在某些地方，如俄罗斯，贫民人数正急剧上升，而生活水平却迅速下降。在此地，免于饥饿与恐惧的自由都在下降。若波兰尼今日仍持续著述，我相信他一定会提出，现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是否能在为时已晚之前，重建这一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