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代的真正任务是让人民少付出代价
“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俄国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的“行动者”曾试图发动农民掀起反沙皇的“直接革命行动”，他们动员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医务人员、教师、经济学家和统计工作者纷纷离开城市“到民间去”，从事民粹主义的革命宣传。然而农民对他们的热情报之以冷淡甚至仇视，很多人在农民的检举下被捕。仅1873-1879年间，因“社会革命宣传”案件而受审判的人就有2500人。在“上层黑暗、下层愚昧”的夹击下，“到民间去”运动遂告失败。19世纪80年代初“民意党”被镇压后，俄国知识分子迅速发生分化，一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寄希望于城市无产阶级，成了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因为他们大多流亡在外，对国内的影响日渐减少，而在国内活动的主要是“民意党”的敢死队员，他们把暗杀“反动的”政府要员的恐怖活动作为“必要的和必然的”斗争手段，公开提出为了应对残酷镇压，要以自我牺牲的暗杀来唤起“周围人眼中的革命政党的威信”，以“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хи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началоⅩⅩв.М.,2000.с.173.]为口号转而从事恐怖活动。
据内务部报告，仅1905-1907年恐怖活动中致死的有2233人，2490人受伤，《红档》资料统计这一阶段暗杀行为达到3487起，[ Леонов М.И.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стов-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1907 гг.М.,1997.с.129.]平均一天3起，由于主要是针对政府官员，毫不夸张地说，那些年在俄国的城市里没有一天不响炸弹的，一时间风声鹤唳，谈“恐怖”色变。只要在革命党名单上的人“终归难免一死”。[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175页。]社会革命党“战斗队”仅在1906年7月-1907年5月的10个月内，就完成了72次暗杀活动，有10个省长、2个市长和诸多的将军元帅命丧黄泉。[ Шанин И. Революция как момент истины .М.,1997.с.373.]这主要是因为在1905年革命中维特为了吸引立宪民主党入阁，撤换了几乎所有的警察头目，导致警察队伍完全涣散，另外是由于革命无政府主义政党势头强劲。
然而更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对这种激进行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除了那些完全依附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按俄语中的用法，这种人即便是有学问的专家，也不被叫做“知识分子”的）外，那些仍然对现状不满的人主张在保持沙皇专制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在随之而来的“反动时代”中，他们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于是成为只能做文学家笔下的“奥勃洛摩夫式的”无所事事者，即所谓“混日子”的“多余的人”[ 冈察洛夫于1859年创作的小说《奥勃洛摩夫》，塑造了一种无所事事的贵族典型]
而不同于上述两种观点的第三种人则认为，俄国长期以来知识界都具有反国家性质，社会与政府的不和根深蒂固，具有浓厚的激进主义土壤。社会和政府“犹如套在一辆车上的两匹失控的狂马，一匹往左拉，另一匹往右拉，迟早有一天会把车子拉散了架”。[ 索尔仁尼琴：《红论》第2卷，第1册，江苏文艺出版集团2011年，60页。]因此需要另辟蹊径、突破狭隘的激进主义意识，要避免革命和恐怖主义的灾难，就要找到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俄国问题的途径。他们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和农民中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恐怖活动只会加剧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1881年民意党人在七次暗杀亚历山大二世后终于得手，炸死了沙皇，沙皇政府中止了拟议中的改革方案，统治集团内部的保守力量得势，上层的改革意愿被吓退，出现了“反动”浪潮。
反对恐怖活动的知识分子对此产生了自责和愧疚感，在他们看来，迷恋于街头政治的社会主义的极端派是自由主义的大敌，是俄国在自由主义道路上发展的障碍和主要危险。他们认为，革命派是唯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可以在俄国这张白纸上很容易的写上科学和进步所指出的一切。革命的后果可能会导致专制的出现，而这个专制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将超过君主专制。对狂热的革命“民粹派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宗教，”[ B. М. Чернов. Великая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1905-1920. М., 2007, с. 410.]这种割裂社会的局面在俄国已经被“分裂运动”演绎了200多年，即便能够从肉体上消灭反动派个人，从体制上解决了权力变更问题，也难以改变俄国文化的“不对称性”和“被管制社会”的致命弱点。革命的颠覆性破坏严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阶层互换幅度过大，“社会-文化制度的急剧变化”[ ЕрасовБ.С. Соци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М.,1996.с.519.]对整个民族来说未必是好事，而俄国社会的“再生性”很差，每一次大的动荡都会使此前积累的文明全部毁灭，所以社会变革要远比制度变更复杂，这项长远细致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地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的。
于是他们提出新的长远的“行动模式”，即破除“政权万能论”和精英领导群氓的思维模式，抛弃一次革命就可以改变世界的英雄主义的激进乌托邦的肤浅思想，“迷恋于街头政治的社会主义极端派的危险性还没有被世人察觉，革命斗争是有害的。……我们社会的主要毛病在于它过分热情，过分倔强，过分直率的表达自己反对现存制度的愿望。”革命尤其是恐怖活动造成的社会危害远远大于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性。这些人认为，在不具备革命前提的情况下，退出政治抗争的模式，可以姑且对上层集团采取“有限忍耐”的态度，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为促进个人的“自主意识”成长和建立起“自我负责”的公民社会做努力，改变社会组织资源的被动状态，转向“具体的实际工作”，从身边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以“切实可行”方式关注底层，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地方自治运动，建构起一个可以上通下达的桥梁。他们表示既不作“奥勃洛摩夫式的”“多余的人”，也不作“英萨洛夫式的”无政府主义者，[ 1862年屠格涅夫小说《前夜》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愤青”式人物形象。]而是要在现有的政治舞台的框架内尽可能为社会创造出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平台，做既不同于思想者的贵族知识分子，也不同于行动者的平民知识分子之间的事三种人——实践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但反对恐怖主义，就是对掌握话语权也不感兴趣，只是想多做些实事，用这些人行内的语言说：他们“只想成为社会医生”，而不是革命家。
这种主张的提出者明确表达了温和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我们在想，如何在整个社会机体不受震撼的情况进行农民改革，实现公民权利，建立相应的制度如地方自治、有陪审员的审判等，我们希望把良心和自由引入这个国家，取消和至少放宽书刊检查制度”。在一个国家执政者失去自信，社会失去道德力量，政党失去利益协调能力的情况下，总要有人替这个民族的未来（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未来）着想，做社会进化的工作，去弥合分裂社会的“裂缝”。政府中的开明人士也希望俄国肌体之内能生长出一种“自愈机制”，改善长期以来的对立，比如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就说：“在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不能只靠一个中心区管理一切，必须呼吁地方社会力量来援助。我认为，只有当不再有代表政府的‘我们’和代表社会的‘他们’之分的时候，而政府和社会都以‘我们’互相自称的时候，我们的祖国才能达到安定”。于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与开明贵族联名上书沙皇，要求建立地方自治机构，1864年1月亚历山大二世颁布“省县两级地方自治法令”，从此开启了俄国“第三种知识分子”的活动高潮。一批脱离了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纷纷进入俄国各地的地方自治局，形成了所谓的“地方自治局工作者”群体，开始促使俄国向公民社会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