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第三种人”开始与那些“直接卷入政治”的知识分子平行展开了重新自我定位的另一种选择，他们通过开启民智和大量的社会工作以迂回的方式以合法渠道为大部分不愿意卷入“革命恐怖”活动的知识分子创造“非暴力的活动平台”。也有研究者把这一类知识分子称为“跳出了‘纯粹思想’和‘介入现实政治’”二元模式的“行动主义者”[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71页。]，甚至民间干脆把这种人类比为“热衷于民间工作”的“工蜂”，它有点像现在的NGO的社会工作者。地方自治局也可以称作“各地方的民众社会联盟”，是一个无党派的与政府共存的社会自治机构，旨在于填平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鸿沟，使他们趋向于建设性的和谐，建立一种可良性互动的平台。第三种人的前提不是与政府作斗争，不是与不同的政党展开厮杀，不是利用国家的不幸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促使各阶层之间的协调一致。
以前苏联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只是把他们当作“投降派”、沙皇政府的“附属物”而缺少客观的评价，列宁虽然有时也承认“对地方自治反对派的活动不能低估”，[ 《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255页。]但是他总体上是把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种人”定性为“专制政府机器”上的“第五个车轮”，说他们当然是拥护沙皇政府的，这批人观点只不过是沙皇统治集团“自家人内部的争吵罢了”，如同“夫妻吵嘴，只当开心，”[ 《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46页。]他还说“这些自由派的尾巴”“从来没有进行过同专制制度的斗争，只是采取专制制度认为对它没有危险的形式，来表示对专制制度的不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224-225页。]并对此大加鄙薄和讥讽。而实际上“第三种知识分子”是俄国“地方治理”（земтсво一般译作“地方自治”，而“地方治理”似乎更准确）和社会建设的先行者，正是他们为实行立宪不懈努力，才有了俄国地方治理的长足发展，才有了1905年“二元法制”下君主立宪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并建立了其后的反对党活动平台。
“小事理论”的提出
俄国的“第三种人”认识到，“到民间去”的民粹派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民众在“好沙皇”传统的影响下，对高高在上的知识阶层充满了不信任。同时民间社会的发育不良，使俄国社会呈现出U字型的割裂状态。别尔嘉耶夫曾说，“俄国上下层之间的鸿沟有600年的差距，这一时间差是俄国社会发展呈现病态并阻碍俄国社会正发展的根源所在”。“俄罗斯最典型的特点，是分裂和灾难性的中断”，[ 格奥尔基·弗罗洛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571页。]俄国社会差异性过大，上下两个阶层彼此缺少相互理解，是导致下层民众对最高政权依赖的根源之一。因此必须改变现状，使俄国社会走上良性改革的轨道。
曾经的民粹主义者阿勃拉莫夫（1858-1906）在19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小事理论（теория малых дел）”，他在《俄罗斯思想》、《俄国导报》、《莫斯科电讯》等媒体上大力宣扬夺取政权之外的“小事理论”，并自许为俄国知识分子运动“方向”的“校正点”。阿勃拉莫夫说：“所有以前俄国的思想流派，无论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派——都曾被肤浅的播撒在人民的处女地上，但却未曾深入人民的灵魂深处，因此我们的人民完全不受知识阶层的影响”。但其实我们虽然一时并不清楚俄国社会要什么，但是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在俄国“空谈家”与“实干家”的分野一直就存在，过去“实干家”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搞破坏”。如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借小说《序幕》主人公的口说；“我对改革漠不关心”，我们的目标是推翻政权的“干革命”！而现在阿勃拉莫夫强调要放弃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宏大叙事”，与其鼓动革命、搞恐怖主义的暗杀，引起统治者的反弹和社会内在的混乱，不如脚踏实地为社会“做实事”、“做小事”。此言一出就在俄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认为这种反思比较起以往在革命思想陷入了危机后的“检讨策略失误”更为深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俄国上下层之间的“文化不对称”制约，以一种非暴力、“更文明”和“超阶级”的方式整合社会，将可能重塑民间社会，从根子上解决俄国问题。所以思想界曾经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此种思想
紧接着，民粹主义理论的反思者尤佐夫-卡布里茨（1848-1893）在1882年写的《民粹派的基础》又进一步指出：“社会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社会体制变革从来不是某个伟大者振臂一挥，而是要历经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这个尝试和失败要以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作为俄国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的使命未必在于要指出一条多么光明的道路，相反，是要从自身做起，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从而使人民少付出一些代价，少流血，这也许就是新时代的真正的任务。知识分子要拒绝做好高骛远改造社会的大事，开始学会从身边的事做起，一点一滴地从小事出发来改革社会”。他指出，“这些小事既不能得名又不能获利，但从这些小事中可以建立起千百万人的生活，这些小事决定了许许多多人的福利和生活”。[ Абрамов я. Преувеличенные обвинения// Неделя.1885, №49.]“我们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而是‘实事派’”。很快，“小事理论”的“实体主义”就成为既反对激进革命又不愿与沙皇当局同流合污的“第三种”知识分子风靡一时的“方向标”，促使许多人在思想上和行为模式上发生彻底转变，因为其只干“实事”不问“主义”的立场定位，被人誉为蜂群里勤劳的“工蜂”。
做“小事”的倡导者认为，既然现阶段在政治领域里难有作为，“社会革命”的激进行动目标一时达不到，即便达到了也未必能跳得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倡导的“合理利己主义”下的权力轮回，而恐怖活动只会造成一种“镇压-恐怖-再镇压-进一步的恐怖报复”的“双输结果”，既然不能去写“大历史”，不如退而求其次地脚踏实地从事一些实际工作，从“小处着眼”帮助农民，缩短俄国社会的差距，在有利于农民的实际工作中帮助农民开阔眼界、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增强俄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和提高农民的宪政意识。如著名农学家希德洛夫斯基所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破坏活动中得到最大满足，这种转变国家体制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我们的上层自由主义者不了解俄国人民的本性，头脑中充满了这种幼稚的想法”。[ Щидловский С.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Берлин,1923.ч.1.с.9.]要改变俄国社会各等级之间的不均衡和社会紧张关系，从“为民做主”到让“农民自主”关键的是要让社会逐渐成长起来，要建立一种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机构——地方自治局。
此后有相当一批原来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改民粹派运动时期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而是通过参加政权容忍的地方自治局活动，去关心农民的疾苦、解决农民实际生活问题。比如给农民提供贷款、组织销售农产品、提高农民的农业技术水平、改善农民医疗教育条件等方式逐渐使农民摆脱中世纪共同体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小事理论”的主导思想是“只管问题，不问主义”，他们自诩为“脚踏实地”的“实践派”，这便是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三种知识分子”。他们自我定位“既非孔雀又非乌鸦”，“既非狐狸又非刺猬”，“既非哲学家又非行动者”，而是干实事的人。这批人的中坚力量是大体上是从“自由民粹主义”与“合法民粹主义”延续下来的人，其活动场所主要是地方自治局，所以“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历程是与俄国的地方自治运动——俗称“第三种力量”的发展壮大同步成长起来的。
争取民主的“迂回斗争”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为了管理在形式上已经成为独立个体经济的自由农民，改变原来警察式的统治方式，把中央政府从大量的不具备全国性意义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沙皇政府的管理职能有所改变，它下放了一部分权力到地方政府和自治机关。为“解放农奴”所作的配套工程之一，就是在省、县两级建立地方自治局，这是一种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类法团组织”，类似于一种沙皇政治板块原则上不松动下的放权让利，建立一种“类NGO”或半官方的组织来承担原来沙皇地方政府的职能，它虽然没有完全独立于强权和赢利之外，但是毕竟带入了一定的宪政机制和公共服务精神，而不同于以往的管制社会资源的思路，属于早期的现代新型国家体制建设的一种创新。地方自治的民主化不可小觑，它决不是毫无疑义的“在死人脸上涂脂抹粉”（斯托雷平语）而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成为真正为俄国“书写小历史的人”。[ Пирумова Н.М. Зем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ция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борьбе. М.,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