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农奴解放问题上，按理说，对贵族不承担国家义务却享受经济特权，最为不满的应该是农奴阶层，但是一来农奴中识字率很低，无法表达出他们的迫切愿望。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好沙皇”的思想在农民中仍然更流行，农奴们期盼着沙皇会“还给他们公道”，所以反而是要替“农民出头说话”的僧侣阶层社会愤怒大过农奴本身。
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争论是平民与贵族的第一次交锋，第一次短兵相接。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以后，俄国在对外战争中失败，所有的人都惊醒了，所有的人都充满了批判情绪，俄国历史上的“平民化时代”到来了，后来我们在60年后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的失败中，又重新看到了这一幕的重演，而那时农民的社会仇恨取代僧侣成为了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力”。[ С.Кара-Мурза,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1918-1921 урок для ⅩⅩⅠвека. М.,2003.с. 89-92.]
到了60年代两个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农奴制改革在知识界引发了立场不同的阵营队列。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农民的立场上说：对待农奴制问题是一个分水岭，是真反体制还是假反体制，在这个主要的问题上一看便知道，自由主义在喧嚣“进步”的口号下最终和农奴主“殊途同归”了。“一切土地都是农民的，要赎金根本谈不上，滚蛋吧，地主们，乘你们还没有丢命的时候！”托尔斯泰也明白贵族处境的尴尬在于，“要性命还是要土地这个问题，最后会弄到我们被割裂惨死为止”。61列宁也认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在政治实践和阶级立场上的差异，在文学活动中还不太明显，而一到了关键时刻“出身”的不同就凸现出来了。
果戈里发表的《与友人书简选》成为当时俄国社会的“大事件”，对他的《与友人书简》“站队”，把所有思想界的人物都卷了进来，一时间果戈理的“赞美者”和“谩骂者”仿佛交换了位置。此事件尤其是激起了左派阵营极大的愤怒，很多人为此痛哭流涕。果戈里被指责是“解放运动的叛徒”，说他通过“实行美德的总督及总督辖区来改造俄国。”[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81页。]别林斯基以他一贯的激烈言论指责“果戈理疯了，精神失常了”，这是一本“卑鄙的书，无耻之徒的卑鄙，”它不但是政治上的堕落和艺术上的倒退，“对最高当局所唱的颂歌给作者带来了人世间极好的境遇”，果戈理想仗着这本书来做“帝师”之位，他说“俄国所需要的不是教诲，不是祈祷”，而是用行动去“废除农奴制”。别林斯基于1847年7月15日在巴黎发表了著名的《给果戈里的一封信》，别林斯基在信中说：“你，倡导皮鞭的教师，鞑靼生活方式的辩护士，你在干什么？你站在深渊边上，你根据正教而发你的高论，据我了解，因为正教向来偏爱皮鞭和牢狱，向来对专制独裁五体投地，以宗教为掩护、皮鞭为倚恃、虚伪与道德被当作真理与美德宣言的此时，我们不能缄默，……俄国道德就不在神秘主义、不在唯美主义、不在虔诚信教、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即便你想谋杀我，我也不会比读了这些可耻的文字更恨你些”。[ 袁晓禾、陈殿兴选编：《果戈理评论集》袁王禾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174页。] 我相信所有学俄语的人，喜欢俄罗斯文学的人都曾经被这几句连珠炮似的发问而感到激动。这种别林斯基的“散文体”对后世文风的影响很大。
在“遗嘱”中最让别林斯基暴跳如雷的是果戈里强调知识界要从“外圣”转到“内圣”，要“应该严格审视自己，需要思索的不是别人的黑暗，不是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在这里果戈里不点名地否定“激进派”无意义的残酷，和批判那些煽动下层人造反的言辞，这些都如同踩到了别林斯基痛处。过去别林斯基就对果戈里爱摆导师的架子、对整个俄国思想界指手画脚地说教的做派表示不满，而现在他进入到“反动行列”中仍然还在发号施令，岂不是太拿自己当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了。另外，让别林斯基不能容忍的是，果戈理在1845年完成的《占据重要位置的人》一文中对贵族阶层大加赞扬，认为他们是俄罗斯精神的代表，是民族美德的体现者，是人民之精华，即没有德国贵族的傲慢又没有英国贵族自吹自擂，注定了是承载向“每一个人传播高尚道德的容器”。[ ГогольН.В. Выбранные вопросах места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с друзьями .СПб.,2005.с.184.]这种以社会出身划线的做法使别林斯基感到了的侮辱。别林斯基在与果戈理的论战中，果戈理的农民问题的见解、他的道德观、人道主义精神和博爱精神、几乎他早年的一切都成了“虚伪表演”，都成了别林斯基抨击的对象。
从“狐狸”走向“刺猬”：
“平民知识分子”时代
接下来，别林斯基与果戈理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都发生争执：前者认为俄国的出路在于要进行激进的变革，后者则认为植根于基督教学说的“人性向善”的改造则更重要；前者主张解放农奴，建立新制度，后者说这种解放有可能比农奴制更糟糕，因此“农奴解放”这桩事应当先放一放，首先应当教育那些有文化的人，俄国的事情坏就坏在那些官吏身上，坏在那些没有受到教育的地主身上；前者说，你认为拯救俄国的道路在于欧洲文明，这是一个多么漫无边际的词啊，所有的人都在毫无意义的宣传着“欧洲文明”这个名词，把欧洲文明构成了一个幻影，至今没有人真正看到它，如果你想要伸手去抓它，它就会烟消云散，后者说，俄国只不过比欧洲晚发展一个阶段，实际上并无根本的不同，要想消除俄国的落后局面，除了借鉴欧洲文明，似乎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前者认为，认为宗教不能救俄国，俄罗斯人是无神论的人民，俄国农民向来是一边谈着上帝，一边扣屁股，后者说，当然应该对俄国的教会进行批评，使之接近理想境界，但是别忘了俄国的宗教历史，不要忘了教会中的优秀人物如何抗击外敌和增进民族团结的。两人都在呼唤对方，“醒一醒吧，你面临着无底的深渊”，也不知道究竟谁面临着无底的深渊，但是起码两种世界观中间横亘着的深渊是无法弥补了。
两人都在表白自己代表者大多数，别林斯基说，我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且还代表着俄国，我是在以俄国人民的名义发言，果戈理反驳道，我更有权代表人民，我的作品说明了这一点，你又能拿什么作品证明俄国人民对你的认识呢？你写出了什么可以看出这种认识的作品呢？别林斯基气得发昏，举不出自己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他也深知自己那些评论文章的受众面无法与果戈理相比，只好拿普希金当靶子，说普希金，只要写上“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宫廷侍从的制服，便会立刻失去人民的爱戴。果戈理说，言下之意好像说我在给政府唱赞歌，可我没有在任何地方颂扬过政府，我只是说，政府也是由我们组成的。别林斯基说，俄国要紧的是改革社会制度，果戈里强调，每个人自身的完善更重要，不知为什么，我们一般都更关心名称和招牌的变换，总是急急忙忙去改变名称和招牌，去追求这些变化，而不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寻求避免一切祸根的药方。对艺术他们也有不同的理解：别林斯基说，文学艺术是为了揭露真相，让人们奋起战斗，果戈里说，艺术给人带来的是和解的真理，而不是仇恨，上战场不是我的事。
俗话说，两军相遇“勇者胜”，果戈理本来就理亏一层，更何况刺猬群体正在上升阶段，在农奴制问题上的道德优势使他们乘势而起，别林斯基在与果戈理的论战中大获全胜。别林斯基与果戈里之间的分歧是俄国知识界两个阶层思想分野的最早的表露。有人称之为“一个俄国（贵族）与另一个俄国（平民）的决斗”。后来伯林评论说：果戈理的信是“最直接明快的保守立场宣言”，别林斯基的信成为“俄国革命分子的《圣经》。[ 伯林：《俄国思想家》台湾联经出版事务公司1987年，210页。]《贵族之家》的“无力回天”，《父与子》两代人的差距从此形成。在整个俄国都在为“果戈理事件”重新站队的时候，果戈理本人也一直处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1848年果戈理发表了《作者的忏悔书》，表示要接受批评，但是这是他真实的想法，还是迫于压力的违心表态？应该是后者的成分更大一些，因为在果戈理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一直处于一种绝望的分裂当中。1852年在别林斯基去世4年后果戈理病逝。果戈理临死前烧毁了他的所有书稿和一切书面的东西，其中包括《死灵魂》的第二卷，大量已经完成和刚刚开始的作品手稿。在他墓碑上只有一句话，取之《耶利米书》中，“我因我悲苦的话而发笑”，直译为“含泪之笑”。不知道他所苦所笑的是自己，还是整个俄国的知识界？后来“果戈理之笑”变成为了知识界寓意深远的流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