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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帝崇拜到“人民”崇拜：
“非宗教的最高纲领主义”
而且他们对宗教的态度都有一个大跨越，从笃信基督教到极端的无神论中间没有一点过渡地瞬间完成，别林斯基甚至提出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把圣母送上断头台”，他要朝上帝那个“丑恶的大胡子吐口水”。别林斯基在给巴枯宁的信中承认自己是“一个诽谤上帝的人”。[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1999年，226页。]说到底，这是和东正教中的排他性有一定关系。东正教是以“正宗”自居，自称与天主教相比信仰的是“正统的基督教教义”，它长期以来缺乏自我更改系统，没有对教义作任何修改、补充、革新，固守老的一套基督教传统，拒绝修正、“试错”和承认错误是东正教的一个显著特点，从16世纪以来东正教就宣称，我所代表的真理是唯一绝对的，它具有“不可更改性”、“整齐划一性”、“一元性”、“完整性”和“不可融合性”。东正教的这种完整世界观的不可质疑性，对这些僧侣子弟有很大的影响，使他们容易形成具有完整的世界观和极端的社会学说。正如梅列日柯夫斯基指出的，他们的“无神论——是从别人院子里偷来的黄瓜”。[ 梅列日柯夫斯基：《重病的俄罗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46页。]别尔嘉耶夫则认为，这种“非宗教的最高纲领主义”是“没有信仰的迷信、没有创造的斗争、没有热忱的狂热、没有崇敬的偏执”，“只存在毫无内涵的完整的宗教形式，对俄国知识阶层的威胁，较之其它任何历史力量都要严重得多”。[ 别尔嘉耶夫等：《路标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51页。]
表面上看起来，无神论与笃信宗教是一种对立关系，其实二者是有血缘关系的，只不过是对“王国”的寻找转变了方向，但是都力图实现一种极端主义的世界观。这是“失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由于神职人员大量补充进“左翼”的平民知识分子队伍，唯物主义在俄国本身就有神学的色彩。可以说，“60年代人”改变了俄国的文化类型。
于是他们从崇拜上帝转变到崇拜人民，后来他们在穿“灰色皮袄”的农民集体中和公社土地所有制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使之成为了民粹主义的先驱。平民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和农民站在一起，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其实他们承认自己并不了解人民，只是感觉人民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可以为我所用。农民对他们也并不买账。杜勃罗留波夫曾经悲哀地承认：“我们是为了相当大的团体而活动着和写作着的”，但是“人民大众不了解我们的兴趣，不理解我们的苦难，对我们的欢乐加以耻笑”。[ 杜勃罗留波夫：《谈人民性渗透俄国文学发展的程度》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 ，?页。]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平民知识分子卡拉科佐夫1866年4月4日在彼得堡的夏宫向亚历山大二世开枪，行刺失败卡拉科佐夫逃亡，被一个农民捉住，在农民看来，所有的这些“高高在上的老爷”都是“一伙的”，他们分不清那些思想界的流派有什么区别，分不清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农民说，是因为贵族老爷为了报复解放农民而要杀死沙皇的，于是“愤怒的人民”从四面八方给沙皇寄来慰问的函件，[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下册，三联书店1979年，241页。]要求严惩弑君的凶手。
僧侣阶层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夹板气”，贵族瞧不起，农民敌视，政府不放心，所有的人都对其不满，而待遇差又不允许流动，就业渠道被阻塞，怎能不叫他们更加愤世嫉俗、更加绝望呢，怎么能不叫他们具有比其他等级更高的“革命燃点”呢？
17世纪以前教会曾具有与政府同等的权利，甚至在精神领域高于世俗权力，在经济上也几乎可以说是“国中之国”，修道院的自治和不允许政府染指，是国家政策“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和“文化孤岛”。[ 泽利亚诺夫：〈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修道院和修道院僧侣〉莫斯科1999年，145-155页，转引自张广翔：《18-19世纪俄国城市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144页。]彼得一世对宗教界一直心存芥蒂，认为教会是他推行欧化政策的反对者。从尼康改革以后，官方教会被置于一种“两头不讨好”的境地，一方面替沙皇背黑锅在民间遭受骂名，另外又处处被沙皇视为异己力量而不被信任。所以政府要经常组织僧侣进行“义务学习”，领会世俗政权的精神，普列汉诺夫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沙皇在“僧侣界推行真正的士兵纪律”。[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14页。]另外，“最有代表性的是禁止修道士们从事书写和文字工作，在修道院的修行规定中，没有修道院院长的亲自监督，修道士在单居修道室不能书写任何文字，无论是抄录书籍、还是书写私人信件、均要处于残酷的体罚”。[ 格奥尔基·弗罗洛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147页。]宗教改革以后，宗教会议则从1700年最后一位总主教去世后便名存实亡。1721年宗教会议的权力被正教公会所取代，教会对国家的监控权被取缔，[ П.В.Верховский Учреждение Духов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и духовный регламент.Т1.с684-686.]正教公会在行政上受制于沙皇领导。
正教公会原则上是由各等级僧侣组成，原来是具有一定自治权力的东正教立法、司法、行政机构，彼得宗教改革后设立宗教事务管理局，其首席检察官是由沙皇任命的世俗官吏，相当于沙皇派驻教会的钦差大臣，是正教公会一切决定审批权的最后决定者。从此教会的自治权力逐渐被削弱，成为官僚体制上的一个国家机关。17世纪的分裂运动一方面造成了官方和民间教会的分裂，另一方面也导致政府对教会的防范和不信任，教会在被国家“收编”以后，有些学者甚至将僧侣视为“国家官吏的一种”[ ЗольниковаН.Д. Сосл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церв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ибири ⅩⅤⅢ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81. с180. ]或国家管理方式的补充，但是僧侣不论其政治与经济地位又无法与贵族与官僚相提并论，既背负着“秘密警察”的骂名，又享受不到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由于教会内部独立倾向和自治管理的呼声从没有消失过，沙皇一直是站在“凯撒”的世俗国家的立场上对待教会的，不同阶段的扶持和利用都是从“为我所用”着眼，国家从来没有放松对教会的警惕，对它的戒备之心始终存在。从18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沙皇政权多次大规模清理宗教阶层、甄别“僧侣队伍”。
另一方面，官方东正教会对皇权的依附性在政治上直接导致了宗教警察化，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民事警察和文化警察的功能。从彼得一世以后，“牧师”一词几乎等同于秘密警察，它的工作包括维护行政治安、监督思想、编写出生、死亡、结婚登记，与分裂派分子作斗争、给不识字的人讲解沙皇的法令，调查汇报不服兵役者和逃税者，记录不参加忏悔仪式和圣餐仪式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18-19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302页。]并把名单交给警察当局，由世俗政权对这些人进行处罚，向当局汇报分裂派的动向和宗教传播情况，所有这些内容绝大部分都和宗教没有关系。政府的出台的许多举措不是缓解社会上对宗教界的敌对情绪，而是增加互相的对立和怨恨。在很多人看来，“在教堂的围栏边站的不是守护上帝的天使，而是作为国家政权工具的警察和看守”，教会在俄国“已不再是教会，而是变成了国家机关，它已经丧失了自身存在的理由”。[ 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74页。]
别林斯基承认：“我们的神父是被俄国社会和俄国人民所共弃的”，以至于农民认为在早上第一个见到的人是神甫的话，便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警察在民间被叫做“蓝色的猫”，牧师被叫做“黑色的猫”，或者叫“大肚子种马”，在老百姓看来，官吏是世俗的僧侣，僧侣是穿僧袍的官吏，僧侣和警察共同控制农村，在农民们看来，“管理”一词，在思想上是“监督、控制”，在实际生活中就是收取赋税。由于在民间多神教崇拜仍没有彻底退出社会舞台，分裂教派又占有1/10的信众，“虔诚信教”者都被边缘化了，乡村对教士酗酒、赌博、斗殴、勒索的不良行为指控也越来越频繁，农民说，过去牧师是米尔的仆人，现在成了政府的仆人，米尔的敌人，农民要求撤换不称职神父的呼声不断高涨，“至少绝大多数农民也没有把神职人员看成是自己人，对他们的态度也是否定的。”[ Стрцев В.И. (ред) Россия в19веке: Полиика, эконоика, кульура .СПб.,1994.с278-285. ]
